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八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一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調整。到了一九五九年六、七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一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一個重要的前題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一個總體估計：如果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一年冷靜，但也不能洩氣。「氣可鼓而不可洩」，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認為一九五八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霉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分，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大加撻伐。
過去經濟工作由陳雲主管。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和譚震林、田家英一起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毛澤東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走到前台直接管經濟，結果碰了大釘子，捅了大漏子。一九五九年他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又說：「沉重的心情直到五月後才開始好轉」。此外，在一九五九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發出的一些糾錯政策，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心裡是不愉快的，認為是右傾的。可見，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不只是沉重，應當還有酸楚、焦慮、不滿。處在極權頂點的毛澤東，有這種複雜的心態，對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發作出來，就會傷人。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十三日，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檢討了一九五八年的錯誤。他說：「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一九二七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他在田裡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第三天才找到起義的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他還說：「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看來，毛澤東是認了錯，是準備「轉彎」的。但是，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是很膚淺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他說：「去年（一九五八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協作區主任開了個小會，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他們準備一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
在赴廬山的船上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十九個問題請大家討論。這十九個問題除了國際問題是周恩來建議加上的以外，其他都出自毛澤東一人。這十九個問題是：一，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下冊，縣級讀《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二，形勢；三，今年任務；四明年的任務；五，四年的任務；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八，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九，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十，體制問題，即下放了的人權、工權、財權、商權要收回，由中央、省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十一，協作區關係問題；十二，公社食堂問題；十三，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十四，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十五，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十九，國際問題。
在這十九個問題中，最為核心的是對形勢估計和對一九五八年的評價。對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已經定了調子：「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在當時那種制度下，毛澤東的意志是不能違背的。既然毛澤東給糾正一九五八年的錯誤定了調子，劃了範圍。誰不按這個調了說話，誰超越了他劃定的範圍，誰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不是不瞭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員都是採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一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倚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陞的機會。
六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時得出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結論。還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家鄉。二十八日赴武漢，二十九日乘船到達廬山。登山後他賦詩一首：
登廬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
毛澤東的心境總是那樣豪邁、廣闊而俯視一切。他為什麼想起了陶淵明？是想到自己萬一政治鬥爭失敗，走退隱歸田之路，還是想把政治對手推向遠離權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澤東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當時可以說是民怨沸騰。專制制度下的官員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但當時毛澤東卻收到了不少批評「三面紅旗」的材料，這些材料已收集起來作為廬山會議的參閱文件：一九五九年五月，江西省委黨校八十多名縣委一級幹部在「鳴放」中，把「三面紅旗」說得一無是處。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反映，一些軍隊幹部的批評矛頭直指中央：「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學習中對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區黨員「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了懷疑和指責。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更為尖銳。這些是選送到會上的材料還是經過處理的，下面幹部反對「三面紅旗」的呼聲比這些材料要強烈得多。
就是在毛澤東周圍的人，相當多的人並不承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認為一九五八年的問題很嚴重。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一日，到廬山開會的中央領導人，從北京乘專車到武漢，然後乘船到九江。在這列專車上的高級幹部們自由交談，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的問題是重要談話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坐在一起。陸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來之命調查過大煉鋼鐵的問題。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弄虛作假的現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辦法煉鐵是極大的浪費，大批壯勞動力去煉鐵了，地裡的莊稼沒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懷談了這些情況，彭德懷十分關心這些事。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月，通過《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後，下山各司其職。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是反左的，二○○三年四月本書作者同當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銳交談時說：「連柯慶施帶上山來的材料也是反左的，會議轉向以後他不得不再讓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不是這麼想的？看來不是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