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糾錯措施，都是針對「三面紅旗」中過激的問題，事實上正是「三面紅旗」造成了大饑荒。所以，一糾錯，就會傷及「三面紅旗」，一傷及「三面紅旗」，就觸動了毛澤東等人最敏感的神經，認為有一股「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認為大量餓死農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紅旗」，而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來自何方？毛澤東認為，在上層來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在基層則來自地、富、反、壞、右。他們反對「三面紅旗」，是他們造成了農村的嚴重問題。自從一九六○年底信陽事件在黨的高層揭露以後，毛澤東就把過去九分之一（「一個指頭」）的問題改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問題。而這三分之一的問題是基層幹部中壞人掌權造成的。這就把農民受摧殘的原因歸罪於基層幹部。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關於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個月內把三分之一地區的形勢扭轉過來，爭取一九六一年的農業大豐收。」「全國大好形勢，佔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的佔三分之一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扭轉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要爭取一九六一年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在同一報告上，毛澤東批給周恩來一句話：「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中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革命補課問題。其中寫道：
山東、河南、甘肅三省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你們已有所知。現將中央監委工作情況反映二百一十五號轉發給你們。這個反映中描述的貴州省的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令人想像，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報復。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最激烈的表現。要知道，中國農村人口中還有八％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屬，連同城市的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總共佔全國人口十％左右。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經過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已經生活在農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種種企業、事業、學校、機關、部隊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組織中。因此，我們有絕對必要改造他們。但是，他們中間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也天天在影響和腐蝕我們。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堅決的最隱蔽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有意識地隨時都在準備「借屍還魂」篡奪領導，實行報復和瘋狂掙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不僅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務。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生產關係的改變，經過一定時間是可以實現的，而上層建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只要我們領導疏忽麻痺，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鑽進來的機會，把我們中間的革命動搖、意志薄弱的人拖過去，使部分地區、單位、至少個別地區、單位黨的領導變質，隨著也就極大地破壞現在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材料揭發的事實中，已有不少明證。由此可見，整個社會改造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階級鬥爭任務。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絕望的破壞和掙扎，我們對他們萬萬疏忽麻痺不得。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可以拿來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沒有從制度、政策、指導思想方面尋找大饑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歸罪於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地、富、反、壞、右。說是因「民主革命不徹底」，而使階級敵人篡奪基層領導權。這顯然是違背事實。河南信陽是革命老區，民主革命就很徹底。但也被毛澤東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餓死人較多的地方，都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像土地改革時期那樣，像鬥爭地主惡霸一樣鬥爭基層幹部，讓農下中農申冤訴苦，然後全面奪權。（見本書「禍起中原」一章中「信陽事件」）本書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肅、四川、廣東等地瞭解當年情況時得知，在民主革命補課中，也像信陽一樣，有大批農村基層幹部受到摧殘。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組對據四川省合川縣作一了次調查，調查結果是：由於反瞞產私分、反右傾、整風整社等運動，農村幹部受打擊的面很廣：全縣共有幹部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三人，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共處理了五千一百八十四人，佔幹部總數的二十．五％。其中，公社黨委書記被處理的佔六十％，大隊正副書記被處理的佔五十七．二％，生產隊正副隊長被處理的佔二十四．八％。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一批流氓地痞，他們藉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才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但其責任應在中央，而不能讓一些基層幹部當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