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徵購是為了滿足城鎮的需要。工業上得太快，城鎮人口增長太快，使農業不堪重負。陳雲說，三年來招收職工二千五百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一億三千萬，現在看來，並不恰當。大躍進中，各地上的工業項目太多，造成物資、財政十分緊張。因此，「下馬」一些工業建設項目，精簡城鎮人口，是解決糧食不足和緩解緊張氣氛的一個必要措施。陳雲對此作過精確的計算，他說，下鄉一千萬人可以少供應糧食四十五億斤，下鄉二千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九十億斤。
在大躍進中，由於要盡快地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大批農民進城當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糧的人。他們由農民身份變成了工人身份，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長，糧食一緊張，他們就成了精簡下放的對象，又由工人變成了農民，社會地位下降。千萬個家庭由此經歷了一次悲歡離合。陳雲建議，「凡是近三年從農村來的，一般地都要動員他們回去。那裡來的，就回到那裡去」。
精簡職工從一九五九年在一些地方就開始了。但精簡人數不算很多，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三面紅旗」重新高高舉起，各地又進一步招工。由於國民經濟嚴重困難，資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廠無法開工，大批工廠被迫關、停、並、轉，一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萬的工人無事可做。大規模精簡職工是從一九六一年伴隨著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的。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五月三十一日，陳雲在會上作了「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發言。他說，要解決糧食緊張問題，有四條：第一，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政策，如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等；第二，工業要大力支援農業；第三，進口糧食，但沒有外匯，沒有運輸力量；第四，動員城市人口下鄉。以上四條，第一條是基本的，第二、第三兩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制，第四條則是必不可少的，非採取不可。中央接受了陳雲的建議，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一九六○年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中央一聲令下，各地加緊執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攜幼回到了農村。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達《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又加強了城鎮人口下放的工作。
當年到底有多少城鎮人口下放到農村？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報告》中說，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全國減少職工一千八百三十三萬人，城鎮人口減少二千六百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二千八百萬人。
在中國當時那種制度下，不管做什麼事，中央一聲令下，各地總是要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下放城鎮人口任務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標是八十一．二萬人，實際下放九十八．萬。河南省任務是一百零九．九萬人，實際下放一百二十．六萬人。福建省的任務是八十七．三萬人，實際下放九十四．五萬人。除了近三年進城農民以外，城市中其他弱勢群體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間，將社會閒散戶和無固定工作戶計六千戶、二．六萬人遷往安徽農村。
在齊齊哈爾市，一九六○年下放了十一．四萬人，其中在城裡的盲流三．五萬人，無固定職業的五．六萬人。在有些地方，勞改、勞教人家屬，如果在農村有家的，也要下放，這種家庭裡超過十六歲的學生，也是下放對象。在精簡職工、壓縮城市人口的過程中，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簡的職工，有的是城市戶口，在農村無依無靠；有的早就脫離農村，在城裡已經成家立業；如果下鄉務農，不僅生產勞動、衣食住行等方面實際困難很多，而且農村並不歡迎他們。因此，精簡職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為例，一九六一年計劃壓縮城市人口三萬五千六百人，到十月底，只完成任務二萬八千三百九十人，很難完成當年計劃。十一月份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把剩下的指標進一步下達到各個部門，要求所有的企業事業單位，摸底排隊，落實計劃，該停的停，該並的並，該減的減，把一切可以精簡的人員，迅速壓回農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一九六一年的計劃，一九六二又下達了二萬五千人的計劃。有些地方在精簡過程中還出了些小亂子，如江蘇省常州市大明紡織廠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七十名安排下放回農村的老工人，集體鬧事，經過幾天的說服工作，事態沒有擴大，這七十名工人還是老老實實地回農村去了。也有的城市，一些確定去農村的城市人口並沒有去農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過種種不合法的手段謀生。但總的說來，兩千多萬人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沒有出什麼大亂子，是很不容易的，這只有在中國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實際上，這幾千萬人回到農村，留下了大量的遺留問題，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幾十年來一直上訪告狀，七十年代，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時，就接待過不少這樣的來訪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決，但很少有如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