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組織不能保證農民的生活，只好給社員一點自由，讓他們自找生路。從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開始，對農民的某些政策開始鬆綁。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為改變牲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問題，採取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並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雞、鴨也是如此，為此，必須分配社員一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計算，不超過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的五％，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二分自留地。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四點指示：一，社員私養的豬羊雞鴨兔賣得價款歸社員個人所有，為了經營自留地和養豬羊雞鴨兔，每月給社員放假幾天；二，恢復自留地，不管餵不餵豬，都給自留地。自留地的產品不徵公糧，不派統購任務，但自留地不準社員出賣、出租和私自轉讓；三，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閒時間，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來。這些土地誰種誰收，不徵公糧，不派統購任務。四、房前屋後的零星樹木（包括竹木果樹）歸社員私有。
恢復自留地和家庭飼養以後，又放開了農村集市貿易（有的地方稱為「自由市場」），以調節農民家庭種養產品的餘缺。以江蘇省為例，集市貿易是一九六○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允許恢復的。到一九六二年有了一定的發展，幾年不見的生疆、百合、荷藕、荸薺、茨菇都有賣的了。農村集市貿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佔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十五％左右。集市貿易剛開放時，食品的價格比國家牌價高出兩倍以上，高價格刺激生產，使東西逐漸多了起來，價格也下降了，到一九六二年六月，食品只比國家牌價只高出百分之幾十。雖然開放了自由市場，但還是把自由市場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黨內規定，黨員幹部不得到自由市場上買東西。
這些政策是受農民歡迎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如果出現偏向農民利益的情況（即偏右），各級黨委立即制止。中共廣東省委很快發現並糾正了農村副產品自給部分過多的現象。《宣教動態》一九五九年第六十期發表了廣東省委的作法，八月一日，毛澤東就作了批示，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一律採取措施，改變現狀」。中共中央於八月十九日轉發了這個材料和毛澤東的批示，要求「適當限制自給部分，盡可能按照城鄉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實做好農副產品的收購工作」。這實際是壓農民的肚皮，讓農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實際上，有些地區並沒有按中央五％的要求給足自留地。江蘇省全省平均只佔四．七％，有的地方不足四％。一部分幹部認為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怕影響集體生產，怕社員搞「自發」，對於恢復自留地的規定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四川省根本沒有執行中央關於自留地的指示。
六、實行責任田，僅是暫時措施
在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原則。怎麼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掙得越多，分得的勞動報酬就越多。開始是「死分死記」，壯勞動力勞動一天記十二分，普通勞動力勞動一天記十分，婦女和幾童勞動按勞動能力不同，一天記五分或六分不等。但「死分死記」的辦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後來又發展為「死分活評」。每天勞動以後，晚上開會評工分。但評工分時拉不開面子，很難評出真正的勞動成果。後來又發展為「定額包工」的辦法。這一畝地交給你鋤，鋤完了，再檢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給你三十分。從包工發展到包產到組，最後發展到包產到戶。所謂包產到戶，就是這塊地包給一個家庭，上交集體一千斤，多餘的歸自己。責任越明確，勞動和分配掛鉤越緊密，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包產到戶也叫「責任田」。但是，包產到戶主要生產過程是家庭經營，打破了集體經濟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統一分配的原則，因而被認為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有些地方實行種種變相的包產到戶。這實際是生產隊自發搞起來的，一九五九年五——七月就出現了。一九六一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廣，安徽十戶農民中有八戶參加包產到戶。當時把分到農戶的田稱為「救命田」。各地也先後採取了同樣的措施。如甘肅的臨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參加包產到戶的農戶十中有七。廣西龍勝、福建連城和貴州全省，十中有四。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也有大體同樣的比重。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定，全國包產到戶者至少已佔總數的二十％。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樣的。例如，廣西出現了七種形式：一，分田到戶；二，包產到戶；三，「公私合營」，即早造私人種，晚造集體種；四，「井田制」，即徵購田集體種，口糧田個人種。有的實行三三制：即口糧田，上交田，照顧田；五，「抓大頭」，即畬地分到戶，水田集體種；六，山田，遠田，壞田分到戶，誰種誰收；七，化整為零，即過小地劃分生產隊，有的成了兄弟隊、父子隊。江蘇省有些地方在全部農活包到戶的同時，還以「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的辦法，實行了全部或部分農作物（如山芋等）包產到戶。
然而，包產到戶是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的，也是與集體化的方針相悖的。在三年饑荒以前的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永嘉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和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就在這個縣的燎原合作社搞過包產到戶的試驗。從生產看效果非常好。當時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方向問題」。一九五八年初，李雲河成了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消職務，勞動改造。戴潔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返農村。
在三年大饑荒中，挽救危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如果沒有這項措施，可能還要餓死更多的人。但是，對這是群眾的自發的救命措施，省、縣級領導人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只有安徽的曾希聖一九六一年才明確支持並推廣，不過，曾希聖也是採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對外稱「包工包產責任制」，實際搞的是「包產到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微妙而多變。在一九五九年，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饑荒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剛露頭的包產到戶極力打壓。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指出，「包產到戶這種毒草必須連根拔掉，一丁點也不許留！」同年十二月四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的文章，把反包產到戶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的《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語中說，「把全部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或者包產到戶的作法，實際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法，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關於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是九月二十九日寫的，並作如下批語：
這個報告所反映的情況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同志和洛陽地委第一書記王慧智同志，藉著整社和包工包產的機會，推行所謂「地段責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張把土地、牲畜、農具、勞力等，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指導下幹活，他們讚揚所謂「滿地人，不成群」的單幹景象。他們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為「一小二私」的互助組或單幹戶。這裡明顯暴露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實質，是根本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農的要求。但是，歸根結底，最後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如果不徹底地加以肅清，黨的總路線是不可能順利貫徹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對於這種思想，各地黨委應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組織黨員幹部進行深入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險惡面目徹底揭露，把他們的市場縮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徹底搞臭，以保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批評「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
也是在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關於在十個公社中選擇十個大隊整社試點即進行兩條道路鬥爭的經驗，中共中央的按語說：「目前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在當時那種意識形態條件下，在政權機構內部反對「救命田」的力量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