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一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裡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三月九日開始，十八日結束，參加人數達一萬人，內有「觀潮派」一千多人。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一萬六千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一九五八年一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但是，這只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一九五八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即只佔十分之一。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