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三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九位省委書記的匯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四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五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九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煉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一百五十元——二百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一百五十元——二百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乾,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一九五八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佈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一九六一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四十多天。這些調查,瞭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一九六○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二十多天,即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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