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三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九位省委書記的匯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四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五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九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煉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一百五十元——二百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一百五十元——二百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乾，閒時半乾半稀，雜以蕃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一九五八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佈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一九六一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四十多天。這些調查，瞭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一九六○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二十多天，即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