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五八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這八個月間，採取了一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
一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十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七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十一月二十八——十二月十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三月五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四月五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一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一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盡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一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麼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他說過不能一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
在糾正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一九五八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一般不報導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鑒於一九五六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鬆。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一風吹」。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一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五月七日和六月十一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其實，毛澤東對一九五九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一九六○年二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當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應該積極辦好，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反右傾以後的一九六○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一九六一年一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