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底就有所察覺，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的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風」「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清理「共產風」，「五風」有所收斂，但不久又颳了起來，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颳得更厲害。
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湖北省沔陽縣委報告，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對「共產風」年年處理，但始終沒有停止，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嚴重。開始，只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到後來，省、專兩級也刮，社員和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就像群眾說的，「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上至樹梢，下至浮土」什麼東西都刮到了。生產隊變成了「一口破鍋」、「一個爛攤子」。九月十八日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給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省長張體學的信中說，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算了一下，「共產風」的各項損失，人均達五十元左右，多的達一百多元，相當於社員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採取了靠電話統一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一安排農活，全社一齊行動，群眾稱為「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面較普遍的問題是徵過頭糧。有的生產隊還幾次壓縮社員的自留地。社員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糧食連年減產。
毛澤東大概不僅看到來自湖北省沔陽縣的報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剎住「五風」的決心。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瞭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瞭，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招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匯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對「五風」一刮再刮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反思，他認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亂，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亂。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一九五八年厲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颳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萬，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萬，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萬，合計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萬。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對的。但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到，一九六○年「五風」比一九五八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一九六○年底到一九六一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五％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佔十五％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一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三十多年以後，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係，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一的體制。薄一波這一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一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裡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饑荒以後的歲月裡，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二十一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他四風依存在。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誇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