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指揮也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一股強風。當時搞各種「大辦」：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大辦工業……每種「大辦」都是「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成千上萬的人，呼之即來，招之即去，「白天紅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縣領導人晚上站在山頭上看各公社的幹勁，看到哪裡火把最多，就認為哪裡幹勁越大，不問勞動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縣廣播上表揚。其實，這種大兵團作戰不僅造成了窩工和浪費，也使得幹部的瞎指揮到了極致。農業上的瞎指揮表現在很多方面，如生產隊種什麼作物，種多少，什麼時候種，用什麼方式種，都由上級規定。上級的規定不是來自實際，而是來自更上一級的意圖。上面有什麼意圖，下面就層層放大，最後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這兩個方面毛澤東都說過話，下面就當聖旨，強令農民執行。
關於密植，其實毛澤東只說一個字，這就是他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農業必須抓好這八個方面。前面四個字好理解，不必解釋。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間管理。「密」字僅是「八字憲法」中的一個字。這一個字經各級領導人層層放大，就變成了一股狂風，刮遍全國各地。在很多地方，縣裡規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貫徹到每一個生產隊，沒有按這個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積，都得全部撥掉重插。不僅重新返工，還要「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說成是「稀植論」和「密植減產論」，就要當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學習密植經驗積極、一畝地下幾百斤種的幹部看作「紅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實行「聚土、定向、雙行、錯窩、密植」，距離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窩糾正。蒲江縣壽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試驗田吃了大虧，五個黨委書記研究來研究去，再搞大面積密植後果不堪設想，認為最多栽八寸見方，但又不敢給縣上講，就請求來公社檢查工作的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領導人答覆不行，說：「因為你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織，這是黨中央規定的，應該執行。」
由於過度密植，有的一畝地就播下種子幾百斤，長出後苗株間密不透風，陽光也進不去，連種子也收不回。儘管如此，但「密植」是來自最高指示，誰也不敢反對。解鈴還需繫鈴人，最後還得毛澤東自己出來說話。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才解決「不可太密」的問題。只有他自己說話沒有政治風險。
對深翻，毛澤東也講過幾句深翻對作物生長有利的話。於是，全國各地都深翻土地一米以上。把生土翻上來，把熟土埋在下面。不僅勞民傷財，還破壞了土壤結構，造成大幅度減產。
吉林省公主嶺鳳響鄉泡子沿村，一九五八年十月，將鳳響、響水、范家屯三個區並入一個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設團、營、連的軍事體制。然後「大躍進、大兵團大會戰」。第一個戰役就是深翻地。在會戰中「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各家煙囪站崗，鎖頭看門」，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裡參加大會戰。全管區共抽一千人，其中五百人被調到王學坊管理區「放衛星」，其餘五百人在本村搞會戰，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檢查，隨時報進度。十隊因進度慢，隊長萬老九，被公社幹部當場拔了「白旗」，撤了職。為了加快深翻進度，勞動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婦女搞秋收，有十％的莊稼扔在地裡。
遼寧省鐵嶺縣汎河公社，上級說搞密植，就不管好壞地，一律規定一個株距，下種時用尺量。有一個社員比規定的株距種寬了一點，就拉到會上「辯論」，直到本人承認「破壞生產」才算完事。各種活計安排，都是公社幹部發令，大隊幹部傳令，小隊幹部聽令，社員任憑幹部擺弄。不管幹什麼，都要求一個規格，一個期限，一個進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戰，大搞辯論。楊威樓生產隊社員編了一個順口溜：「種地不由民，生產亂調兵，草比苗還高，還喊產萬斤」。瞎指揮從一九五八年一直搞到一九六○年。一九六○年社員說：「五十八年你們瞎指揮，我們提意見；五十九年你們搞瞎指揮，我們還偷著幹；今年豁出來了，叫我們種石頭我們也種。反正我們挨餓你們也飽不了。」
湖北省沔陽縣在貫徹《緊急指示》（十二條）的過程中，由於中共中央開始批評瞎指揮，群眾才敢說話，貼了不少批評瞎指揮的大字報。選錄如下幾張：
天下雪，地下秧，穀芽落地一掃光，
群眾反映有困難，右傾帽子實難當。
（沙湖公社中幫管理區群眾貼）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麥種這密，
每畝下種一千斤，害得群眾餓肚皮。
（雙江公社黃荊生產隊群眾貼）
幹部強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誤了一年好莊稼。
（沙湖公社杜窯管理區群眾貼）
幹部主觀主義大，扭轉乾坤種莊稼，
為了好看連片化，壞田也要種棉花。
（楊林尾公社中心生產隊群眾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