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誇風」集中表現在糧食產量上大放「衛星」上，這方面的情況在第「糧食問題」一章已經作了詳細介紹，這裡不再贅述。其實，「浮誇風」還有多方面的表現。
當時河南流行一個口號：「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書記吳芝圃在一次會上講了一個《李廣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廣出遊，隱約看到一虎攔路，遂開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頭竟入石寸餘。彼復射，箭頭觸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這種藉助於無根據的傳說，鼓勵唯意志論，又出自當權人物之口，當然會鼓起群眾浮躁浮誇的情緒。此時又反回來依據「氣可鼓而不可洩」的論述，壓制一切不同意見，並上綱到兩條道路鬥爭，從而使「浮誇風」在各條戰線上愈演愈烈。
在工業建設上，「浮誇風」不僅表現在大辦鋼鐵方面，在其他行業也很嚴重。不僅大城市浮誇，在一些邊遠地區的「浮誇風」簡直到了天方夜譚的地步。例如，雲南有的地區號稱平均每一．零五分鐘就辦一個工廠，花二元錢也可以辦一個工廠。一九五八年甘肅靜寧縣謊報在十五天內建了一萬多個工廠，而這個縣當年只有二十五．七萬人。貴州省鎮寧縣，是一個苗族聚居的縣，一九五八年全縣建了四百九十四座工廠和一千二百零五座高爐，當時全縣僅三十萬人，平均每二百五十人就有一座高爐。
在科學研究領域，應當是最講科學性的，但這裡也颳起了「浮誇風」。一九六○年秋，我剛上清華大學時，就聽上兩屆的老同學說，一九五八年，全校搞科學大躍進，搞了很多不切實際的課題。例如，我們系（當時是動力系）就批判「熱力學第二定律」，說克勞休斯的「熱寂說」是唯心主義，是悲觀論。其他系也根據自己的專業，選擇大批判的課題，向科學權威挑戰。
大躍進狂風颳到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資料與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上發表了關於「大躍進」時生物學部的回憶文章。文中有一段說：「會議一開始，一位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講話。他提出：科研單位要同農民開展種高額豐產田的競賽，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後來有人問薛這位領導同志是誰，他說是於光遠。當時於光遠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長。可見於光遠當時也頭腦發熱。有一次，聶榮臻元帥（負責軍事科學）曾帶張勁夫（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於光遠兩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見毛澤東，要張勁夫匯報科學院的情況，要於光遠匯報全國科技的情況。於光遠根據山東省委的報告，匯報了山東的農民把蘋果苗插在正在長的南瓜上，結果蘋果同南瓜一起長。那時的於光遠認為，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省委的報告還能有錯？後來，於光遠越想越不是滋味，認為這是他一件丟臉的事。他堅決反對「人體特異功能」之類的偽科學，就是從這裡吸取了教訓。
全國都大躍進，中國科學院也得大躍進。因此，上級一號召，各研究所就分頭動起來了，主要是搞了超聲波管道化等一些東西，不少所搞大戰多少天，向黨獻禮。這些獻禮項目，都是浮誇的。
當時，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下，不迷信教授，向權威挑戰，中國科學院廣泛開展學術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遺傳學外，還批判了牛頓力學、微爾和的細胞病理學。在「科學大批判中」，說果樹栽培方面農大園藝系教授沈雋「疏花疏果」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保花保果是無產階級思想。批判在林木採伐中主張「間伐」的（中科院瀋陽林土所劉鎮諤）是資產階級思想，說主張「皆伐」的是無產階級思想。連最抽象的數學領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漢大學數學系的齊民友就是當作白旗給「拔掉」的，等等。心理學的批判是從批北師大心理學教授朱智賢開始的，心理學被當作唯心主義的被否定。
教育戰線的「浮誇風」也不弱。全國各地都辦起了大學。專區辦大學，很多縣也辦起了大學。在河南省逐平縣十個公社八月底就創辦紅專綜合大學、水利工礦專科學校，業餘農業大學五百七十多所，河南省登封縣兩天之內辦起了四十四所紅專大學。大學遍地都是，村支書就可以任命大學教授。就在我們中學——浠水一中，也騰出了幾間房子辦起了「浠水大學」。我們中學一些老師一夜之間就成了大學教授。不知哪裡來的一些二三十歲的「大學生」，在我們這些中學生面前昂首闊步、大搖大擺起來。「浠水大學」不到幾個月就散了伙。報紙宣傳，截止七月底，全國已有六百三十九個縣基本掃除文盲，佔全國縣市總數的二十八．一％。
在文化戰線，其狂熱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一九五八年八月和十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有的單位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五千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二萬二千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佈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麼「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六十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
全國都搞詩歌運動。著名詩人田間下放到河北省懷來縣，他在那裡搞起了「詩傳單」，不但他寫，還把所有的村幹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寫出來的都是順口溜，什麼「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這些詩編成集拿到石家莊出版了，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後來，這場詩歌運動越搞越大，鬧到火車上每個乘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制定文學創作規劃，各公社開展有比賽。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最後張家口地區竟出了一位「萬首詩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內就寫了一萬首詩！
當時，一些著名作家、詩人、文藝工作者，有的不瞭解真相，有的隨波逐流，有的賣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筆，胡說八道，助紂為虐。在這些人當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當時被認為是大文豪、大詩人的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現引他寫的《太陽問答》中的幾句：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你早收工進山裡。
太陽太陽我問你，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志同志你問得好，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同志同志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幾段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極其誇張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後一段是農民、太陽、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謝黨呵感謝黨，黨是不落的紅太陽。
東風永把西風壓，社會主義放光芒。
鼓足幹勁爭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
紅旗插遍全世界，紅旗插在天頂上。
郭沫若還與周揚一起編《紅旗歌謠》，這本書極盡浮誇獻媚之能事。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中寫道：「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鬨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據說，郭沫若的秘書對這封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一九五八年不瞭解真實情況，跟風起鬨；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一九五八年是對實際的無知，跟風起鬨，還是內心很明白，卻要違背良心，作「新文藝的大敵」、「新社會的大敵」，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樣浮誇獻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濟事業和作詩是兩回事。『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怎麼端得起來？」但是，當時報刊沒有宣傳毛澤東這些話。因為「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這樣的詩歌在當時浮誇風中推波助瀾。
統計部門的「浮誇風」影響最大。本來，統計工作的生命和靈魂在於真實，然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