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費是在一九五八年秋天。食堂初開辦的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開肚皮，是因為當時有一股認為糧食已經過關的強大輿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生產隊裡的農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糧食經不起這麼大吃大喝，但認為國家的糧食多，吃完了國家會供應。
「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實行「放開肚子吃飽飯」，「開流水席」，「來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糧，造成糧食的大量浪費，致使有的公社到一九五八年底糧食就「吃緊」了，一九五九年春天便鬧春荒。
江西省豐城縣小港公社食堂辦起後，在「鼓足幹勁搞生產，敞開肚皮吃飽飯」的口號下，既不顧生產生活條件，也不管社員覺悟，各村只管盯著吃飽吃好的目標辦。吃飯不限量，三菜一湯或四菜一湯開桌吃飯。一些社員怕吃虧上當，每餐都是死吃活撐。一些婦女吃飽後，還要再盛上一滿碗，邊走邊吃帶回家養豬餵雞。有的生產隊怕吃過了頭，實行定量供應，還被大隊幹部制止。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春節前，才發現五個月吃了七八個月的口糧。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讓常年啃乾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回憶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就能做出十幾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價想著擺弄吃了。」一大隊劉莊和平隊食堂一個月改善二十次生活，炸油條、糖糕、丸子、魚、肉等。社員沒有不高興的。
河北省懷來縣西榆林各隊都爭著製作大籠屜，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開飯時，一個個拿茶缸飯碗來打飯，真好像到了共產主義的樣子。作家協會下放的女編輯張希至擔任一個食堂小炒部的大師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飯館的差不多。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蔬菜。淨玉米麵餅子，還常有饅頭。這些都是過節和招待貴賓時才有的伙食，現在成了家常便飯。這一吃，就把中國農村吃垮了。
當時，社員和基層幹部都知道，敞開肚皮吃飯不會持續下去，但相信國家有糧食，吃完了可以靠國家。這樣吃了兩三個月，國家定量限內的口糧指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國家不但不給糧食，還要大搞反瞞產私分。苦果還是農民吃，不少地方到了一九五八年年底就出現了饑荒。食堂大面積停伙。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幾千萬人當中，一九五八年就佔七．七十二％（見本書「大饑荒中的人口損失」一章），這些人主要是一九五八年最後一、兩個月餓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裡。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制度製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六生產隊全隊七十戶人家，就有六十四戶被扣過飯。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一九六○年一月到十二月，就有二百四十一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二百六十五人被扣飯，二百三十戶被搜查，九十九人被罰苦工，六十八人被罰款，二十七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十七人，致殘者三人。（詳見本書「天府饑魂」章）。
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一位副書記說：「為了建沒社會主義，就必須人人躍進，要躍進就得一天等於二十年。要實現這種高速度就要全民總動員，老弱病殘也不能白吃飯，要盡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著送到地裡去，也比睡在床上貢獻大。」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勞不使，使而不盡力的都要扣飯、少吃，或者一餐幾餐不讓吃。由於口糧少，又實行扣飯、罰飯政策，有的社員餓得吃樹皮和草根。羅湖作業組有個楊十三老倌因糧食少了，又要勉強出工，實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沒有起來。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有位七十多歲的肖星階老人，民國十六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
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制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問題。
一是幹部多吃多佔，公共食堂成了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這不是個別現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問題。本書有關各省的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在中國當時的制度下，在每一個權力等級上，都沒有對權力的制衡。任何一級官員，哪怕是生產隊的一個黨支部書記，只要取得了他頂頭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為「土皇帝」，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這種制度條件下的饑荒年代，幹部多吃多佔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幹部多吃多佔，貪污腐化，侵佔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二是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吃飯時從家裡到食堂遠的幾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幾分鐘，熱飯打回家成了涼飯。由於打飯時間長，孩子在家裡餓得哭。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一九六○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裡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樑，十五里，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里，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食堂裡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大鍋煮粥，粥裡常有老鼠屎、羊糞蛋；大鍋炒菜，味道極差。斷糧以後，社員採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社員吃飯不自由，糧菜難於調劑、機動。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斷發生。據遼寧、甘肅、貴州和上海等十九個省市的統計，一九五九年一、二月份共發生中毒七百八十五起，中毒的有八千零四十二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來情況又有發展，僅據山西、河北、浙江、甘肅四地的不完全統計，中毒人數即達三千八百四十三人，已死亡二百人。
三是浪費了勞動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長沙縣施家沖食堂，七十二人吃飯，做飯，整米、種菜、挑水、餵豬，一共佔了七男個勞動力、兩個女勞動力。總人口的十二．五％的人專門為食堂做事，在家裡很多做飯的事順手就幹了。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在臨夏調查的結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佔全隊總用工日的十三．十六％。胡喬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調查結果是：「辦了食堂以後，砍柴、種菜、煮飯都佔用勞動力，生活用工往往佔生產隊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的工分值，直接影響了勞動積極性。」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在一九五七年，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九十四元，一九六一年，農業用工一千四百六十六個，每個勞動日的工值應為．六十九元，但由於加上食堂用工一千八百一十二個，工值就降到．三十二元。
四是不利於社員家庭養豬和家庭副業。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一九五七年家家養豬餵雞，全隊共有五十四頭豬，一百多隻雞。由於辦食堂，一九六一年全隊只有四頭豬，十一隻雞。
公共食堂劣跡斑斑，社員對它非常反感。
一九六一年四月，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帶領五個幹部到臨夏新集公社新一號生產大隊進行重點調查，五月九日，他在《關於農村食堂等問題向主席的報告》中寫道：
群眾對食堂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是法廳（炊管人員打人、罵人的地方），是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裡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管理員拜景義，貪污多佔，剋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姦、強姦婦女十三人之多。一九六○年，在這個食堂裡吃飯的共死了三十九人。
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汪鋒，能說出這樣的真話是難能可貴的。不過，這些話是一九六一年說的，毛澤東對公共食堂的態度已經有了改變。這時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摧殘已成事實。據我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在大饑荒期間，如果沒有公共食堂，有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