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五八年夏秋到一九六一年夏秋，公共食堂經歷了一轟而起——大批散夥——強令恢復——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過程。
公共食堂一轟而起後，大吃大喝了兩個月，沒有糧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當多的食堂是開開停停。以甘肅省榆中縣金崖公社紅柳溝大隊為例，一九五八年八月，前後不到十天，全隊五十四戶、三百零八人都加入了食堂。初辦時每人每天口糧一斤，實際上還多一些，以後就放開肚皮吃飯，那時還能吃到蒸饃、麵條、米飯等，節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捲。由於人人可以吃飽，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佔不顯得突出，群眾意見不大。一九五九年四月，糧食定量下降，先是七兩半，後是半斤，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佔顯得突出，群眾意見很大，辦了九個月的食堂散了伙。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上級又動員辦食堂，大家不願意，就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有十幾戶就勉強加入了食堂，其餘戶直到一九六○年四月份，將隊裡分給的、自留地的糧食吃完以後，也先後加入了食堂。當時的口糧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時斷炊。群眾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條」下來後，於一九六○年十二月份又開始回家去吃飯，實際是散了伙。從此食堂再沒恢復，這一段也是九個月時間。前後兩階段同共經歷了一年半時間。據本書作者在各地調查瞭解，全國多數地區的情況和榆中縣差不多。
面對公共食堂開開停停的狀況，毛澤東還是持樂觀的態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說：
食堂吃冷飯，有飯無菜，也會垮掉一批，認為一個不垮，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搞得不好而垮，這是很合理的，總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暫時的，不垮是永久的，總的趨勢是發展和鞏固。
我是到處講倒霉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臺，黨分裂……打游擊。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規律管著，不管怎樣，這些倒霉的事總是暫時的，局部的。我們歷史上多次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
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饑荒已經很嚴重，輿論上對食堂的批評也大膽一些。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教動態》上客觀報導說：在陝西省商城縣城關公社召開的黨員和社員代表大會上，不少基層幹部、代表對農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見。有人乾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雖然未明顯提出解散食堂，而卻說出了一大堆缺點。
此時，面對嚴重的饑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農民作出一些退讓。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六條中提出，「認真地整頓公共食堂」，提出了「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規定了「口糧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分給個人保管使用。」，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許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進行了初步整頓。主要的措施是：實行了「糧食分配到戶、自願參加、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的原則；按照便於生產，便於社員的原則，調整食堂規模，一般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食堂；根據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採取各種靈活辦法，盡量給社員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等。這些措施僅屬應急性質，並不是解決食堂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使食堂初辦時的混亂現象有所好轉。
中央文件說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口糧分配到戶」但到基層，農民的「自願」被各級幹部以種種辦法剝奪。「口糧分配到戶」變成了「口糧指標到戶」，糧食還由生產隊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為爭取一九六○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的講話稿時，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寫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審稿人改為「以人定量，指標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本書作者在十二個省調查，指標到戶，糧食由生產隊掌，不僅僅浙江如此，也是全國各地的普遍情況。為什麼各地幹部不願分糧到戶呢？因為糧食一旦分到社員家中，他們就不到食堂吃飯了，食堂就要垮臺。一九六○年冬，浙江寧波地區停伙的三百九十六個食堂當中，有一百七十六個是分糧到戶造成的。
在整頓中，有的地區的農村，從實際情況出發，取消了供給制，解散了公共食堂。一九五九年五月上旬，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同意暫時停辦食堂。隆昌縣解散了九十八．七十二％（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順縣解散了七十五．五％（以前垮的在外），合江縣解散了六十三％（包括以前垮的），敘永解散了七十五％（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瀘縣、古藺解散了大部分。安徽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在無為縣蹲點，看到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也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
河北省在一九五八年秋後有三十多萬個食堂，參加食堂的有三千五百萬人，佔全省農業人口的九十九％以上。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四萬九千零四個，比原來減少了八十三．六％，加入食堂的戶數只有一百六十四萬戶，佔總農戶數的十九．六十五％，較原來減省了八十％。
食堂紛紛垮臺的情況，毛澤東是很不滿意的。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赴廬山開會的專列上，接見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和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等人，毛澤東對他們說：「食堂要堅持下來，又可以堅持下來。我不是要你們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夠堅持下來。」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上廬山的船上，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他要求在這個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鬨而散。還說，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積極維持；一為湖北號召自願，擬從少到多，三十％——五十％，將來八十％。吃飯基本要錢，一部分不要錢。四川老小不要錢，湖北半供給制。供給制部分要少，三七開，四六開，可以靈活。供給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節，糧食上場了，飢餓短暫緩解，毛澤東開始反擊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毛澤東對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組的一個報告中批道：
印發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個大隊的幾十個食堂，一下子都散了；過一會，又都恢復了。教訓是：不應當在困難面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一類事情，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是不應當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是總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幾十天之後，或者在幾個月之後，或者在更長時間之後，總之要吹回來的。孫中山先生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困難總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志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整頓農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鬥爭而被迫停止下來。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談到食堂問題時說：「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周小舟認為食堂「不利於節糧、養豬、造林、積肥，而且浪費勞力，吃得不愉快」。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這幾位說真話的高級幹部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這些正確的意見也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的長篇講話中，強調「食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堅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毛澤東對解散食堂的批評不僅停留在「悲觀主義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頂政治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對安徽省麼書記處書記張愷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憤怒，說他「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宣傳機器緊跟毛澤東，密切配合，為公共食堂大唱讚歌，對批評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加鞭撻。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報》轉發了《中國婦女》的專論《辦得對，辦得好，辦得適時》，駁斥「食堂「辦早了，辦快了，辦我了」的說法。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以《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題發表社論。用論戰式的風格、政治高壓語言說：「當多數農民積極支持公共食堂的時候，不但遠在天邊的帝國主義者為此而大吵大鬧，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