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連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再冒煙。有些地方，農村幹部手下留情，沒有搞得這麼徹底，社員家裡還保留簡單的鍋灶，從食堂打回飯菜以後，再熱一下。
在大辦公共食堂同時，還大辦幼兒園、托兒所、養老院。辦這些公益機構的物資都是從農民家庭裡無償徵集的。房子是農民騰出來的。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公社「由於辦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亂了，變動面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權，家家戶戶不安心。」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點拆除，集中建設「共產主義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來，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開居住。這是真正消滅了家庭。一九六一年劉少奇回家鄉調查，跟隨劉少奇的蹲點工作組寫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寧鄉縣當時有八十四萬人口，有住房七十多萬間。大躍進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四十五萬間，其中又有三萬一千間被國家、集體無償佔用，社員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四十二萬間。拆房不僅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新村，還有一個目的是拆下陳磚當肥料。大搞「積肥運動」，主意打到農民的住房上。
當時的報紙宣傳說，農民交出這些財產是自願的，實際情況是，在收繳這些財產時，幹部、民兵同時出動，挨家搜查，鬧得雞飛狗跳，有些地方還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農民自己交出來，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行為。當時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正是辦了公共食堂，才使得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被拆了房子的農民連「四壁」也沒有。
四川省簡陽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是省委書記李井泉「蹲點」的地方。全大隊有三百八十三戶、一千五百三十七人，耕地面積一千八百六十四畝，共轄八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這兩個食堂都是一九五九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牆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個壯勞動力一天的勞動才兩角多錢）。萬樂食堂花的錢也是一千多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閒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髮室」、「醫療室」、「托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牆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台，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台」、「詩歌台」、「社員五好評比台」、「團員評比台」、「毛主席著作學習台」，以及「創作台」、「來賓詩話、留言台」等等。客廳正中放置一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面擺著花瓶、熱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裡，修建了一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大門上壁房頂列豎一排五彩旗竿十餘根，中間最高一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像一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一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四至五元；房子則是採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一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一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面目。食堂建成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一製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捲、包子、饅頭，菜餚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一方面，廣大社員這時連稀湯都喝不飽。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糧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著就收走自留地。農業集體化以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歸社員家庭種植。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在第三章第十七條明確規定，「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或別的園藝作物的需要，應該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擁有的數量「至多不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數的五％」。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公佈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與初級社規定的基本相同。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公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辦了公共食堂以後，家裡不做飯，種菜就沒有必要；沒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種飼料。要辦好食堂，必須建立蔬菜基地，大辦養豬場，這就要佔有社員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貴州省辦食堂的經驗中，明確提出「要辦好食堂，社員的自留地勢必要轉交給食堂」。因此，凡是辦公共食堂積極的地方，大都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這一招十分得意。一九六○年二月十四日晚，他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會要進行激烈的鬥爭。」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體生產以外，家庭副業完全被消滅。在大饑荒面前，農民家庭毫無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斃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一月三日，全國處於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才明確規定：「應該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經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應當撥出適當土地分給社員，做為自留地。今後不得將自留地收歸公有，也不得任意調換社員的自留地。」這個規定還是堅持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土地的五％。但此時已到冬天，農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決飢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