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和向共產主義過渡連在一起的。當時的口號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據說這兩句話是政治陰謀家康生最先提出來的。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情有獨鍾，是與他青年時代的「新村主義」情結有關。早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漸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醫院、公園、博物館、自治區。」
青年毛澤東受康有為的《大同書》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的影響，曾與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計劃在嶽麓山建設一個實行共同勞動、共同學習、財產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獨立的「新村」。但是，毛澤東一直沒有得到實現這個理想的條件。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認為條件具備了。他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之路。」現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認為這條路算是找到了。
這種共產主義情結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有。這些領導人到處演講，大力鼓吹共產主義。
有了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上的共識，就有了北戴河會議決議上「短則三五年、多則五六年」實現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提法。在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毛澤東還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可以從吃飯到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說：「河北省劉子厚同志，找來十來個人吹共產主義思想作風，很有勁，你們回去也這樣吹一下。」
但是，使人們始料不及的是，兩三個月內，人民公社颳起的「共產風」掃蕩著全國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壞。農民開始抱怨，各種反對意見從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澤東等不得不暫時收回共產主義的幻夢，對人民公社制度也進行調整。他想盡力糾正，但他的糾正，卻跳不出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局限：具體的錯誤可以改正，但「三面紅旗」不能動搖，對人民公社只是進行漏洞的修補和在現有基礎上的完善。
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再度出京南巡，直到這年十二月最後一天才回到中南海。這是他一九五八年的第四次離京出巡。且不說前幾次，就是九月間他就視察了長江流域的幾個省，還是意氣風發。十月的出巡和他的態度和前幾次有所不同，調子有所降低。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到十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會議（通稱第一次鄭州會議），緊接著，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就地召開八屆六中全會；兩次通稱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評價，同時把人們從狂熱的共產主義暢想中拉回，從共產主義退回到社會主義。八屆六中全會澄清了幾個理論問題：第一，現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產還得大力發展；第四，按勞分配原則還要繼續保持。但是，並沒有從理論上否定前幾個月的作法，例如，認為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是「在社會主義分配方式上的一個創舉」，「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時，毛澤東還將《張魯傳》親自作注，印發與會者。對吃飯不要錢十分讚賞。毛澤東一方面不得不強調不能超越社會主義階段，一方面鼓吹吃飯不要錢。這說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為之。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十四句話，作為建設和整頓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意見，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確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以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肯定小隊的部分所有制。這就把幾個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著，三四月間，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以《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作為紀要公佈。其內容主要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況不能很快改變；確定基本核算單位，即以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小隊部分所有制，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面的生產小隊是包產單位；公社管理委員會的工作；「舊賬」的清算和處理；等。接著，毛澤東又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又把上海會議確定的「基本隊有制」（即大隊所有制）進一步退到以「生產小隊為基礎」的三級核算制。
然而，這種倒退是形勢所迫，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的廬山會議，不僅使這種倒退剎車，還使得在這次執行倒退政策的幹部受到打擊。反右傾以後，又急於向公社所有制過渡。
一九六○年大饑荒更加嚴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澤東對自己的認識開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說他三月四日對貴州公共食堂報告的批示有毛病，應當改過來。二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轉發甘肅省委的報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這種認識的改變在實踐上指向兩個方向：一是繼續執行廬山會議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階級鬥爭的辦法打擊「五風」幹部。前一種作法是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後一種作法更強化了中央的權威，強化了非法制的行為。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屆十中全會《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確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大隊改為生產隊；社員收益勞分配，以公益金照顧困難戶；公社內部三級所有，各自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組織上人民公社還是一個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組織，生產大隊、生產隊是公社下級。
經過多次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級農業社的狀況。所有制的退讓是以三年大饑荒為代價的，是這種制度釀成了災難性後果之後。由於政社合一的情況沒有改變，農民還是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