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最早產生於十九世紀初的西歐。當時，資本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出現了經濟危機等一系列社會弊病，當時一些知識分子激烈地批判這個制度，認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十九世紀初，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沙利．傅立葉（一七七二——一千八百三十七）發表了《論家務農業協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來社會應建立和諧的社會制度和「法郎吉」（來自希臘語「隊伍」一詞phalanx 的英文phalange，意思為嚴整的步兵隊伍）的設想。
沙利．傅立葉認為，「法郎吉」是和諧的社會組織，有組織的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它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工業，是工農相結合的合作組織。他還設想，每個「法郎吉」佔地一平方英里，用招股的辦法募集股本組成。「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勞動、資本、知識進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勞動佔十二分之五；資本佔十二分之四；知識佔十二分之三。不同「法郎吉」之間存在商品貨幣關係，但商業由行政壟斷，不準私人經營。
繼沙利．傅立葉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後，由法國人畢薛（philippe Buchez,一七九六——一千八百六十五）倡導，極力鼓吹勞動者應從資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並應組織勞動者自己的合作社。他還親自指導了一個木工生產合作社。
英國醫生維廉．金（Dr Willian King,一七八六——一千八百六十五）認為合作組織是窮人自救的好辦法。土地是一切財富之母，勞動是一切財富之父，勞動者必須聯合，才能免受剝削。他於一八二八——一八三○年間，主辦發行了一個名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二十八期。
英國人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一七七一——一千八百五十八）是合作社的第一個實踐者。歐文設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生產和消費組織。其成員除了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都是公有財產。全民從事農業生產，但農業和工業生產相結合，每個合作公社是一個由農、工、商、學結合起來的大家庭。全體成員都分配與其年齡、特點相適應的工作，各盡所能，「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合作公社設立公共倉庫，社內成員都可以從公共倉庫裡領取民需要的東西，按需分配。
一八四二年，歐文傾其所有，帶領他的四個兒子和英國的信徒們，一同到美國的印第安那州進行「合作公社」試驗。他購買了三萬英畝土地，建立了一個合作示範區，取名為「新和諧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諧公社的組織法》裡規定，「我們的原則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別和地位，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財產公有。」「社員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公社管理人員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並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定期向社員大會報告工作情況。」歐文的搞了四年宣告失敗。他為此付出了四萬英鎊，這幾乎是他的全部財產。
馬克思主義者對歐文的試驗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他們認為不採取革命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歐文失敗的根本原因。所謂沒有採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沒有掌握政權，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不能控制和調動全社會的資源來做這件事。毛澤東等就不同，他們掌握了政權，利用政權的力量可以強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可以動員，利用手中的物質資源，可以逼農民就範。先驅者的理想無可厚非，但是，用強權來推行一種理想，就會造成災難。為了推行某種理想而建立的強權制度，就會把更多的人置於這個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國實行土地改革以後，一些能力強的人買了大型農具，有的置了車馬，還有的僱工。比較弱的農戶開始出賣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農民得到更多的土地。一九五○年，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提出，要使多數農民豐衣足食，必須讓農民由個體向集體發展。劉少奇認為，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沒有機器工具，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毛澤東很讚賞高崗的意見，對劉少奇的看法不滿。這是一九五四年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一個原因。
土地改革以後，農戶出現富裕和貧困現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斷定兩極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土地改革以後，農村階級變化不是向兩極分化，而是向中間集中的中農化趨勢。據一九五四年對二十一省一萬四千三百三十四戶農家的調查，中國農村階級構成的變化是：土地改革結束時，貧雇農佔總戶數的五十七．一％，到一九五四年末下降為二十九％，中農由三十五．八％上升到六十二．二％，富農由三．六％下降到二．一％。
為了解決農業集體化過程中依靠大多數的問題，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將中農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從中農中劃出的下中農，加上貧農，佔農村總人口的六十％到七十％，這個農村的大多數，就當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農，就被看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異己力量了。
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共山西省委為了防止兩極分化，曾想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實行按勞分配為主，並把這個意思向華北局寫了報告。這個報告由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副書記劉瀾濤轉給劉少奇。劉少奇認為，現在搞集體化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合作社。
七月，毛澤東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澤東還讓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他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發展為合作社的觀點，批評了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制基礎的觀點。
九月，毛澤東倡議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十月十七日，毛澤東轉發了高崗十月十四日的關於東北互助合作的報告，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春夏，農業合作社發展到九萬多個。到一九五五年底，有七千多萬農戶入社，組成了一百八十四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其中高級社二千九百多個）
其實，防止兩極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個理由，甚至只是作為動員群眾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要實行計劃經濟，糧食必須掌握在國家手裡。當時農村自耕農有一億一千多戶，居住分散。任何一個政府都無力掌握這個分散而龐大的群體，都無法一家一戶地徵購糧食。沒有合作化，統購統銷也無法實施。一個政府不能面對千萬根頭髮，把它梳成辮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個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農民的生產、生活、思想全都納入政府控制之下，集體化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共產黨的專長。
在一九五三年那一段時間的初步集體化過程中，很多地方出現強迫農民入社的情況。河北省大名縣五區堤上村的兩個合作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眾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哪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就在桌子上簽名入社」，「咱村就這兩個社，不入這個入那個，反正得入一個」。文集村幹部在群眾大會上講「誰要不參加，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金南村葉洪善社共一百二十七戶，最少有半數不是自願入社的。社員張得榮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間掉淚。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縣，糾正了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後來毛澤東批評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浙江省吳興縣善連區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會上，縣委宣傳部長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們一樣！」由於強迫入社，農業社很不穩固，當時農村工作部和各省壓縮了一些條件很差的農業社。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一九五三年解散合作社的錯誤」。
一九五五年夏天，浙江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五萬三千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問題。有的縣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說誰不入社就要像鬥爭富農一樣鬥爭誰。有的地方宣佈：「入了社可以少派糧食徵購任務，不入社多派。」全省徵購糧食五十一億斤，佔總產量的三十八％。因此，全省耕牛減少五萬七千多頭，豬減少三分之一，羊減少二分之一，賣傢俱、吃種子糧、逃荒賣子女，老弱餓死的情況開始出現。
為了幫助浙江省做好農業社的整頓、鞏固工作，三月下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和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的譚震林，邀請浙江省委書記江華，開會作了研究，並將研究意見寫成《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於三月二十五日，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用電報發給浙江省委。《意見》說：你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猛，步子邁得過大過急（由千分之六發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據此，特建議你們對合作社數量分別地區進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有領導地轉回互助組或單幹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