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黨單獨執政的情況下，這個黨必須團結一致，必須統一思想。當然，思想只能統一在領袖的思想上去，團結只能團結在領袖周圍。凡是與領袖不一致的，只能放棄自己的看法，服從領袖。如果個別領導人和領袖公開對抗，那就是「分裂黨」。「分裂黨」是十惡不赦的罪名。劉少奇、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百依百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過八屆三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大躍進的勢頭已定。毛澤東高速度發展戰略已被全黨所接受。在成都會議上總路線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現在需要開一次黨代會，把總路線確立起來。這就是八大二次會議。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半年前開了一個八屆三中全會，現在又要開八大二次會議。這兩個會有什麼不同呢？八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者是中央委員會，後者是全國代表大會。從法律地位上看，後者高於前者。八大二次會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開的。會上聽取並討論了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聽取並討論了鄧小平的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聽取了譚震林作的關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說明；增選了中央委員。
劉少奇的報告接受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對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正式否定了八大的決議。報告嚴厲批評了「反冒進」，指摘反冒進造成了生產建設上的「馬鞍形」（即一九五七年低於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全面闡述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闡述中，劉少奇特別強調速度，要求「盡可能地加快建設」，以以論戰的語氣尖銳地批評了「有些人說，提高建設速度會使人們過度緊張。」、「有些人懷疑多快好省的方針會造成浪費。」、「有些人擔心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會在經濟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懷疑農業生產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長。」等對高速度懷疑態度。劉少奇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說：
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對！難道我們能夠不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嗎？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於落後，無為而治嗎？
劉少奇在報告中要求各級領導「真正地能夠站在群眾的前面，運動的前面」，對群眾的熱情「應當十分愛護，絕不允許向群眾潑冷水。」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講話四次，在五月八日的第一次講話中，他廣徵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講解放思想，無所畏懼，講年輕人勝過老年人，講學問少的勝過學問多的，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講這些的目的還是超英趕美。會議期間，他在一份報告的批示中寫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幹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毛澤東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後變成了全民破除科學；他提倡的「敢想敢幹」變成了全民的蠻幹，胡幹；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後變成「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狂想；他說的「高貴者最愚蠢」成了打擊專家、學者的根據。
在五月八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揚歷史學家範文瀾的文章《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毛澤東這時站了起來，說：「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反駁林彪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毛澤東在五月十七日的講話主要是講國內外形勢。在講到農村有人叫沒有糧、油、布時，毛澤東說：
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糧油布都沒有了？柯慶施同志給我講過，在江蘇做過一次統計，一九五五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三十％鬧得最凶，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他們是哪些成份呢？這些幹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或者先是貧農、下中農，後來上升為富裕中農的。所謂喊農民苦，就是富裕中農苦。富裕中農想存糧，不想拿出糧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下邊這樣叫，地、省、市、中央沒有人叫嗎？沒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農村的影響嗎？問題是你站在哪個立場上看問題。是站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還是站在富裕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
毛澤東這段話堵住了幹部的嘴，誰要說農民沒有糧食吃，誰就是站錯了立場。如果一個幹部犯了立場問題的錯誤，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一九五八年冬天以後的三年大饑荒中，明明農村沒有糧食，很多幹部不僅不為民請命，反而還說農村有糧，原因就在這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不止一次講過這樣的話。
講到「準備對付災難」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講到：
假如黨分裂，要亂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饒漱石那樣不顧大局，黨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會出現不平衡。當然最後還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黨代會代表，特別是中央委員更要注意，要顧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栽跟頭。凡不顧大局搞分裂的，有什麼好結果？……高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顧大局鬧分裂有什麼好處？不應當鬧分裂，鬧分裂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這裡警告對總路線持懷疑態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沒有好下場。周恩來徹底投降了，沒想到一年以後又跳出個彭德懷出來「搞分裂」。這段話為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埋下了伏筆。對於反冒進的批評，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已經很徹底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批評火力不減。周恩來、陳雲再一次作檢查。陳雲在檢討中說「反冒進的錯誤是看不見和低估了當時群眾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了當時財政和市場的緊張情況。」「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的及時糾正，聽任這個錯誤發展下去，必將使命我們的事業受到很嚴重的損失。」周恩來在五月十七日的大會發言中說：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采，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蹟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反冒進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接著，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作深刻的檢查，還把反冒進的錯誤同右派進攻聯繫起來。他又以現身說法的方式，把話題轉到對毛澤東的歌頌上：
中國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
周恩來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在其他人的發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澤東，整個會上對澤東的歌頌聲不絕於耳。陶鑄在發言中不僅歌頌，還要求全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說：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幾年來，我們的學習有教條主義偏向，過分強調學習外國的經典著作，而忽視了學習主席著作，這是不對的。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好的教科書。……毛心席的著作不僅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設勝利的偉大武器。
人們普遍認為，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實際上，陶鑄比林彪早了好幾年！讀者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幾年以後說的話和陶鑄的話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鑄的專利權？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在專制制度下，爭相向皇帝獻媚、爭相邀功取寵，本來是正常現象。這是在專制制度下的必然現象。
王任重發言的題目是《如何領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從六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頗有新意的是「大辯論，大字報，大檢查」：「幹什麼，辯什麼，哪裡不通哪裡辯，方式靈活，田邊地頭，床頭灶頭，會內會外，父子、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