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只請部分省委書記到會。會址是成都金牛壩賓館。會議三月二十六日結束。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在十八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匯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參加會議的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成都會議是在南寧會議一個月以後，由於南寧會議的貫徹，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訂計劃，再次提高原來的指標，並紛紛上書毛澤東表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說：
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
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的基調一樣，批評反冒進，鼓勁，為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繼續統一思想。看到大躍進的潮頭已起，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也不是完全講一面話，他大講辯證法，也講了不要指標太高，要留有餘地的話。但他總的精神是鼓勁，他的另一面的話就被人們理解為策略性的。
他說，兩種方法比較，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個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還是採取冒進。他強調「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好？」很明顯，冒進是轟轟烈烈，反冒進是冷冷清清。在成都會上，毛澤東反覆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他特別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幹。他舉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說明「自古以來，創新思想、學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他還號召人們要敢於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膽地創新。「一切正義的、有生命的東西開始都是違法的」。毛澤東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這些話傳達到基層以後，一大批無知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中為所欲為，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務而不顧其他，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壞力量。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到要躍進，但不要空喊，要有辦法，有措施。否則，指標很高，實現不了。他說，有的高指標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但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得那樣重。現在不是去潑冷水，而是提倡實報實說。他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毛澤東要求，要宣傳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如何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毛澤東沒有料到，他要求宣傳「豐收例子」，引發了各地大放「衛星」，都變成了浮誇的典型。對這些浮誇典型，人們又不敢「潑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終於成了危害極大的「浮誇風」。
在「氣若長虹，勢如破竹」的毛澤東面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
他附合毛澤東的想法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到底應當多快呢？現在還難以預料，從當前來看，右傾保守還是主要的。」
三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又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查。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了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在於將一個指頭當作多個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三月二十一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陶鑄在三月十八日的發言中提出解決「搞社會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舉例說，合浦專區縣以下幹部大概有八十％的幹部搞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插話說，這個問題全國也沒有解決。陶鑄表白說「前兩年反冒進，我沒有反，我是被反的」。三月十九日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會上受命與沒有到會的河南、湖南兩省聯繫，顯得不同於一般省委書記。他的發言，不僅講湖北，還講河南。他說：「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農業也好，工業也好，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們在平常情況下能估計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產確實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麥收要比去年增產五十％——七十％。」「一個禮拜一個縣就車子化了，群眾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說：「我們沒有反冒進，我們查了報紙、會議文件、記錄，從全年看，省委總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會議上，所有反冒進的人都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全都向毛澤東臣服；沒有反冒進的或被反的紛紛表功。與會者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討好毛澤東，並且把他的想法向更為極端發展。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在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處理。」
成都會議通過的三十七個文件中，其中之一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會議把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次會議上，三月十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他人積極表態效忠。三月十八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沒有權威是不行的。」陳伯達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一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思，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贊成，錯誤的主張反對。」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