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反冒進的條件終於有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經過去，國內的反右派鬥爭已經結束，「一五」計劃完成，農村出現了冬季農田水利建設的熱潮。毛澤東開始反擊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中央委員作了《做革命的促進派》的高調講話。他說：
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於好、省，也附帶掃掉了。好、省我看沒哪個人反對，就是一個多，一個快，大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我們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只是反對主觀主義的所謂「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風把這個口號掃掉了，我還想恢復。請大家研究一下。還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這個「四十條」去年以來就不吃香了，現在又「復辟」了。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總則言之，「會」多得很，其中主要是黨委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促進委員會還是促退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我看國民黨是促退委員會，共產黨是促進委員會。去年那股風掃掉的促進委員會，現在可不可以恢復？如果大家不贊成恢復，一定要組織促退委員會，你們那麼多人促退，我也沒辦法……要促退我們的，是那個右派章羅聯盟。
毛澤東把「反冒進」的人說成是「促退委員會」，並且和國民黨、和右派「章羅聯盟」掛上鉤，這是具有很大殺傷力的說法。批評了經濟建設中的反冒進以後，毛澤東轉向了政治。他不動聲色地否定了「八大」決議中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他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麼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這個提法是不對的。一個人輕而易舉地推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堅持，沒有遇到一點阻力，可見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一點民主氣息，可見在他身邊工作的「戰友」們都是他馴服的臣下。既然黨代會的重大決議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見都會被他的臣下附和，並奉之為金科玉律。
而就在這次會上，在毛澤東講話之前，周恩來還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觀點。毛澤東話音一落，原來主張反冒進的人噤若寒蟬，再不敢說反冒進了。
毛澤東推翻「八大」決議中的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重要判斷，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在領導幹部中是有基礎的，黨的幹部大多數是階級鬥爭的專家，一提起階級鬥爭就十分興奮，就會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為。毛澤東舉起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把刀子，為一九五八年以後壓制不同意見，準備了武器。
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後，於十一月十三日，又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把批評反冒進的問題向全民公開。這篇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說，「有些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為農業發展綱要是『冒進』了。他們把正確的躍進看成了『冒進』。」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這次會上，他受到蘇共中央書記赫魯雪夫的啟示，提出超英趕美的問題。十一月六日，赫魯雪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宣佈，在以後的十五年中，蘇聯不僅能趕上，並且能夠超過美國目前的主要產品產量。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說：「赫魯雪夫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鋼二千萬噸，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萬噸。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英國了嗎？」毛澤東設想一九七三達到四千萬噸鋼的產量，實際上，中國的鋼產量直到一九八三年才達到四千萬噸。毛澤東提的指標「冒進」了十多年。但是，毛澤東的這一重大設想事前和事後都沒有經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討論和分析，沒有組織專家論證，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辭，公開宣佈了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從而成為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那時認為北京空氣沉悶，華東空氣活躍，想用地方促中央。他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離京，到華東住了一個月。在此期間，他通過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國內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報》上公佈於世。這兩位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跟得緊，跟得快。緊接著是杭州會議。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和一月四日，毛澤在杭州會議上發表了兩次講話。他用安徽一個冬季就挖了十六億方土，超過七年的土方數量的事例（這是一個假數字，本書「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紹），說明原來的計劃太低了，太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他還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一九五六年工業增長了三十一％，沒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他要求各地開展比賽。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開黨代會再比一次。省與省比，縣與縣比，社與社比。比輸了活該。他說，上海提要有幹勁，很好。《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人民日報》要轉載。他還說，趁熱打鐵，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斷氣，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氣去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