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進，是指走得太快，不顧條件、不顧後果冒然前進。反對經濟建設上的冒進是一九五六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七年初。反冒進的主要人物是國務院的一些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因為速度太高帶來了很多難以解決的難題。而這些難題必須由他們來解決。他們是實際工作者，他們更多地從現實角度考慮問題。他們是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這批人以後發展為中國的「務實派」的主力，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逝世後的八十年代，他們成為左右中國經濟政策的主導力量，對中國的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是後話。
在批判右傾思想的形勢下，從一九五五年開始，在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勢頭。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八）規定，五年內限額以上的基本建設項目六百九十四個，建成的四百五十五個，後來基本建設項目追加到七百四十五個，建成項目追加到四百七十七個。幾個月以後，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八百個，建成項目追加到五百多個。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設投資原來是一百二十一億元，比上一年增加了三十二％，後來又增加到一百七十億，一百八十億。基本建設項目一多，資金，鋼材，水泥，設計等方方面面都顯得十分緊張。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設項目。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周恩來感到「各方面千軍萬馬，奔騰而來」，壓力很大。從他這個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很多部門正在做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
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研究，決定在計劃和財政會議上，把指標「壓一壓」，他們商定把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一百八十億元壓縮到一百四十七億元。壓縮以後的這個數字還是比上一年增加了六十八％。
二月八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二十四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周恩來、陳雲還感到指標太高。但四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再追加二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不同意毛的意見，說這樣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會帶來一系列困難。毛澤東最後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宣佈散會。會後周恩來找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很生氣。不久，毛就離開了北京。從五月起，周恩來從防止冒進轉向糾正冒進，五月十一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斷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共中央開會研究六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預算報告，決定經濟發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根據中央這個會議的意見，六月三日，財政部提交給政治局討論的預算報告初稿中，寫進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的文字。六月十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這個初稿。並指定胡喬木根據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在政治局會議的修改稿中，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在這期間，又把一九五七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一百四十七億元進一步壓縮到一百四十億元。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起草《人民日報》社論，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其中有這樣的話：「急躁情緒成為當前的嚴重問題，因為它不但存在於下面幹部中間，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間，下面的急躁冒進很多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系統都不願意民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佈置工作，條條下達，層層下達，甚至層層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現在中央已經採取措施，糾正這種不分輕重緩急、不顧具體情況的急躁情緒。」這個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經過多次討論，經過劉少奇、陸定一、胡喬木三人修改，於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報》一版頭條登出。在發表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上面批了四個字：「我不看了」。
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來勢洶湧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一九五六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基本建設、職工人數等方面還是增長過快，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十億的赤字。在編製第二個一年計劃和一九五七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到二十七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八大」通過的這個政治報告實際是政治上的反冒進。報告中有兩個估計：
一個是對階級關係的估計：「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在上述估計的基礎上，對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這個估計中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
在「八大」上通過的、周恩來作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中提出，「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強調「黨的任務，就是要隨時注意防止和糾正右傾保守的或左傾冒險的傾向，積極而又穩妥可靠地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個表面上兩面都反的說法，在當時就是反冒進。
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中共「八大」的決議，和毛澤東的認識有些不一樣。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澤東必須放棄自己的主張，服從「八大」的決議。否則，他只能辭職下台。但是，中國是一個王權思想影響很深的國家，制度構架已經把毛澤東放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極其穩固。毛澤東是不會允許臣下違背他的意願的。他對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不滿，對「八大」的決議不滿。他不僅要對反冒進進行還擊，還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針和路線。在這個制度條件下，他有力量做這件事。他在等待條件和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