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都有一種思想傾向，總是過早地估計革命勝利的到來。人們稱為「急性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認為歐洲的革命危機迫在眉睫。列寧論證了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他曾想直接從當時的俄國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受挫以後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但他對共產主義的到來也估計過早。他在一九二○年《青年團的任務》中排了這樣一個時間表：「現在已經五十歲的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產主義了，那時候他們都死了。至於十五歲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身建設這個社會。」按列寧的估計，二十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就宣佈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一九五二年又宣佈，蘇聯已處於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有急性病，這種急性病還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他們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為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糾錯機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經濟上的市場制度能夠對所謂「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端」不斷自動地進行糾正。這正是他們認識上的盲點。這個盲點也造就了他們所設計的社會制度的根本缺陷：對市場的敵視和對民主的輕視。
舊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領導人迫切地希望盡快地改變中國的面貌，總想事情辦得快一點：快一點實行城市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快一點實現農業集體化，快一點發展農業、工業、教育事業和其他事業。但是，為了實現這種願望，領導人往往不顧客觀現實的可能性，認為只要大搞群眾運動，什麼事情都能辦成。由於缺乏民主的決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澤東的意見佔絕對支配地位。直接負責經濟工作的幾位領導人，知道很多主觀願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實際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不僅得不到自由表達，反而被指摘為「右傾思想」。毛澤東一批評右傾，多數人就附和，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瞭解實際情況的領導人，要堅持自己正確的認識，不僅僅是面對毛澤東的批評，也面對眾多人的批評。這樣，他們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正確認識，轉而附和毛澤東，從而使毛澤東的認識更偏離實際。他更強調「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更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做」，認為只要有了這樣的精神狀態，就能把事情辦好辦快。從這種指導思想出發，毛澤東一直批判經濟建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劉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劉少奇傳達的大意是：
毛主席說：「我們要利用目前國際休戰時間，利用這個國際和平時期，再加上我們的努力，加快我們的發展，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關於八大的準備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有幾條路前進，幾條路比較一下，要選擇比較合理、正確的路線。」按常規走路，時間拉得長，成績不大，這是保守路線。現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後於形勢的發展，我們有不少同志正在走這條保守的路線．……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衝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辦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
據上引資料，在這個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了傳達之後，表示擁護毛澤東的看法，他還當場念了一幅對聯，表示對毛澤東批評右傾保守的體會。上聯是：客觀可能超過了主觀認識；下聯是：主觀努力落後於客觀需要。他還說：「新大陸早已存在，我們發現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一九六七年糧食總產量一萬億斤的精神，修改原來擬定的各項計劃指標。
按照現代的語言來說，當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想搞「超越式發展」。對當時的中國貧困落後的現狀來說，誰都想「超越式發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發展」也可能成功。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又是輿論一律，當權力中心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只有一個方向的力量推動，只有一個方向的輿論作動員，只有「正反饋」，沒有「負反饋」。最高領導人只能得到他喜歡的信息。這就很容易把這種思路推向極端。按照劉少奇的上述傳達，毛澤東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批判的範圍涉及到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村通過集體化剝奪農民，限制農民的自由；在城市通過國有化剝奪民有企業，消滅民間的經營活動。這實際是從根本上消滅了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僅希望經濟發展快一點，更希望消滅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也快一點。這樣做，哪裡還能實現「超越式發展」？
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定稿的毛澤東著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中國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設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序言中還說：「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糧食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產量，比較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最高年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一九五六年一月經最高國務會議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對這個綱要作了說明，「說明」的稿子是經毛澤東審定的，「說明」指出，到一九六七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達到一萬億斤。共和國成立以前糧食（包括大豆）最高年產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千億斤，增加二百％，即九千億斤。事後的實際情況是，一九六七年糧食總是量只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億斤，不到毛澤東提出的目標的一半。直到一九九三年才達到九千億斤。當時毛澤東講一九六七年糧食產量達到一萬億斤也是組織人算過賬的。不過，算賬時從好的方面想得多，從不利的方面想得少。這個綱要還規定，從一九五六年算起，五年到七年內，基本掃除城鄉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實卻是，二○○○年進行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是年中國文盲人口八千五百零七萬人，文盲率為六．七十二％。要說「冒進」的話，這個序言中的糧食指標「冒進」了近三十年，掃盲計劃「冒進」了一百年。所以，毛澤東後來說，他這篇序言，是「冒進」的罪魁禍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傾保守」的精神下達後，國務院各部也不顧各自的實際情況，唯恐緊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一九五五年夏季在北戴河匯報時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到一九六七年）的指標。如糧食計劃由六千億斤提高到九千五百億斤（加上大豆為一萬億斤）；棉花由五千六百萬擔提高到一億擔；鋼由一千八百萬噸提高到二千四百萬噸；煤由二萬八千萬噸提高到三萬三千萬噸。有的部乾脆把上述指標的完成時間由一九六七年提早到一九六二年。國家計委，作為全國經濟計劃的權威部門，本來有審查計劃、搞好綜合平衡的責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標報到國家計委以後，在政治高壓力氣氛中，他們怕人說自己「右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職責，不敢提出不同意見。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以國家計委的名義，把這個高指標的計劃，報送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有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這個激動人心的計劃，毛澤東心裡更有底了。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的多次講話中都講到，美國那點東西，一億噸鋼，幾百個氫彈，算不了什麼，中國要超過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開始，三十四個部委向中共中央匯報。這些匯報也是在批評「右傾保守」的政治氣氛下進行的，匯報的內容大多是毛澤東愛聽的。聽匯報時毛澤東很興奮，不停地插話，不停地鼓勁，說「中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可以超過蘇聯」，說「中國有兩條好處，一曰空，二曰白，一點負擔都沒有。美國華盛頓時代也是白，所以發展起來是很快的。蘇聯開始也是白。」（後來發表時改為「一窮二白」）這些插話向下傳達後，進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標的溫度。
毛澤東如此急於建成社會主義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要同赫魯雪夫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之後，蘇聯領導層幾經反覆，一九五四年赫魯雪夫終於取得了比較穩固的地位。但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雪夫。朝鮮戰爭勝利以後，他的地位顯然提高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有一種「捨我其誰」的感覺。他雖然口頭上一再說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但在內心想取而代之。而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兒」，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走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前面。毛澤東說要超英趕美，其實，他最想超的就是蘇聯。對毛澤東這一動機，李銳、沈志華的著作中都有較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