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不同社會群體的人飢餓程度不同。飢餓最嚴重的是在街道工廠工作普通市民、政治上受到打擊又不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小知識分子。在校大學生的狀況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
大中學生的生活城鎮裡的中學生也吃不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我最後一年的中學生活是在飢餓中渡過的。當時正是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學生幾乎每天都要參加勞動：到農村割麥，到工地挑沙，到碼頭挑煤。興修水利、開荒種糧，中學生也是廉價勞動力。大、中學生的糧食定量雖然是三十一斤，但副食供應很差，肚子裡沒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熱量入不敷出，整天飢腸轆轆。食堂用瓦罐蒸飯，一個人一個瓦罐，四兩米蒸出來的飯幾口就吃完了。學校用槐樹花等代食品混在米裡一起蒸。老師的定量比學生低幾斤，他們餓得更厲害。我記得一位姓葉的歷史老師，在飢餓難耐的情況下，在學校的菜園裡拔了一棵菜，恰好被姓胡的一位同學碰見了。葉老師撲通一下跪在衚衕學面前磕頭如搗蒜，求衚衕學不要告訴別人。結果還是被學校知道了，葉老師受了處分。
大饑荒時期的清華大學，條件比中學好一些。每月定量三十一斤左右。女同學比男同學低一些。每人每月發一個硬紙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九十個小格（大月則是九十三個小格），每頓飯一個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頓飯，劃一小格，多吃是不行的。賣飯處專有一個人「劃卡」。儘管定量有三十一斤，但由於副食品少，每到第四節課，肚子裡就咕咕作響。我班一個同學，平時表現很好，還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有一次吃飯時，劃卡的同學還沒劃卡，他拿了一個窩窩頭就離開了。不一會兒，劃卡同學趕上來查看他的飯卡，果然沒有劃。這事鬧到系裡，讓團支部開會批評，還撤銷了團支部宣傳委員的職務。這件事給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創傷。八十年代，他擔任一家大公司的領導。我們老同學去看他，他請我們吃了一頓極為豐盛的飯，飯桌上盤子摞盤子，怎麼吃也吃不完。我們都理解這豐盛背後表達的含義，但誰也沒有說出口。當時北京的大學生每人每月在糧食定量以外還供應半斤糕點，憑「糕點票」供應。這半斤糕點的美味，至今還給我留下深深的回憶。
由於營養不良，一些同學患上了「甲肝」病，個別也有浮腫的。一九六○年，清華大學有一個代號為四百八十八的科研項目（為保密起見，當時清華的科研項目都有代號），實際是培植小球藻。當時說小球藻營養價值如何如何高，我們期待著這種營養品以補營養不足。有一天，系裡通知今天午飯裡有小球藻，但要對外國留學生保密。我們心裡暗暗高興，吃飯時才發現，只是窩窩頭裡有一點點綠色，吃起來也沒有什麼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
老師的糧食定量比學生要低一些，飢餓比我們嚴重。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班在北院平房教室（這片教室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數學輔導課，上課的是一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師。在課間休息時，他到北院的小河邊拔了一把野菜放在講壇的抽屜裡，我們發現了，他不好意思地說：「這可以做餡餅。」
清華大學是中國有名的高等學府，這裡供應情況應當是較好的。
高級幹家庭的生活
韋君宜是一位著名作家，當時在中國作家協會工作。她的丈夫楊述，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這是一個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結合的家庭。韋君宜用作家的文筆記錄下了他們的生活狀況：
我是一九五九年從農村歸來，又隨即下放到北京郊區長辛店二七機車廠的。在長辛店這年的後半年，我們已經從自己的餐桌上發現了問題。一開始，工廠還有小賣部、食堂，後來就取消了。工廠對門的小飯館，起初也還有肉菜，後來越變越差。夏天楊述帶孩子們到工廠來找我，過星期天，我還能請他們在廠外小飯館吃餃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經買什麼都困難了。長辛店稍稍好一丁點兒，我記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買到一塊熟牛肉和半個冬瓜帶回家。家裡的保姆和孩子們高興異常，因為在城裡已經買不到這樣並非高貴的食物了。
這樣情況，叫我回到城裡怎能說好話呢？而且，城裡情形也並不更好些。食物匱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肉已斷檔，鮮菜也沒有了。有一階段，我們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飯，菜是醃菜葉，稍炒一炒。這種生活，曾使過去在我娘家待過多年的老保姆貴芳對我的孩子們感嘆道：「唉！你們真命苦。這麼小，吃這種東西！你們的媽小時吃的什麼呀！」她這話作為「新舊對比」，那簡直得說反動。
這時候，飯館差不多都快關門了。孩子總嘴饞，有一次女兒纏著我：「媽媽帶我去吃飯館。」楊述這人愛吃飯館，以前常帶他們去的，這時也沒辦法了。我看孩子可憐，就答應：「好。」帶著她，母女兩人走到離家很近的一家高級飯莊——新僑飯店對外餐廳。其實我也不知道這裡在這種年代賣些什麼，以為總還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進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飯放在櫃檯上，來就餐的人每人給盛一碗就是了。但是，無論如何還是比煮白薯加鹹菜好一點，我就讓小孩享受了一頓非同尋常的蛋炒飯。
狀況越來越壞了。北京郊區已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城裡人也出現了浮腫。我的嬸娘雙膝以下都腫了。人的肚子無法用氣吹起來，批判也不管事。於是各種辦法都出來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裡，讓它再長出幾個葉子，可以吃；機關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裡的綠色漂浮物撈起來培養，也吃，據說有蛋白質。這時我們還得去農村勞動，有一次在東郊平房村，勞動完畢，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馬齒莧。我也摘了一大書包，拿回來煮著吃。沒有了肉，保姆張文英想盡辦法，她買些田雞來殺了吃，還有一回，買來一隻很漂亮的白兔。大兒子那時才幾歲，天天和這兔子玩。有一天他從幼兒園回來忽然不見了兔子，問張文英。張文英說：「用開水燙殺了給你吃。」孩子還哭了一場，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這樣也不行啊。於是最後陳雲想出了辦法，把各飯店賓館的庫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個菜好幾元。我記得我去百貨大樓點心櫃檯去看過，替孩子們買了一塊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個角要兩元。拿回來孩子們一個人掰一塊，連說：「真好吃啊！真好吃啊！」還有一回，全家八口去東興樓飯館開齋，專揀便宜的菜要，其實不過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類，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們號稱高工資，一餐花掉一月工資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夠常吃？一個月吃個一頓兩頓，不過給孩子們清湯寡水的肚子加一點油而已。
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這樣的苦，有的已經病倒了。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這樣，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連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實際上只夠每星期炒著吃兩次，燉著吃還不夠。但是，比一般人自然還是高級多了。老百姓恨極了，北京市便出現了諷刺的民謠：「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上食堂。食堂沒有高級飯，氣得老頭上醫院。醫院沒有高級藥，氣得老頭去上吊。上吊沒有高級繩，氣得老頭肚子疼。」老百姓憤懣的情緒自然地集中於這些高級人物，當然包括我在內。其實，不是吃這六斤肉有罪，而是讓老百姓挨餓有罪。
一切能進口入肚的東西都想絕了。我有個妹夫李××，當時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他們竟想出一個奇特的辦法，想到廁所裡的蛆是動物，有蛋白質，竟把蛆撈出來洗乾淨，試圖做熟了吃，考慮推廣。李××秘密地告訴我們，說他本人就親口試嘗過這種異味。我聽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儘管黨的某些領導幹了那樣對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產黨還是有許多幹部，為了黨，為了人民，是什麼苦都肯吃的啊！
一般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
新華社高級記者崔濟哲的父親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專家，一九六一年任第一輕工業部發酵研究所副所長兼總工程師。就是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也經歷了飢餓的折磨。崔濟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感情的細膩筆文字，記錄了當時的情況：
一九六一年，人們已經飢餓到了頂點，我們家吃過米糠窩窩，野菜粥，榆樹葉糰子；有一次，父親不知從哪裡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幾天酒糟窩窩頭。能吃的吃了，大家還都感到餓，天天餓得前心貼後背。那時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飽，吃什麼都行，只要能吃飽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聽到父母在吵架，準確地說是似乎是母親在和父親吵。母親在低低地哭泣，在數落父親：你每天吃飯，就只扒拉兩口，光喝白水，能行嗎？你這麼高的個子，這麼大的人，辦公室老孫跟我說，你幾次頭昏得差點支持不住。父親說話低沉緩慢：你不也把那幾口飯盡量剩給孩子們啦。哲兒他們是男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