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大饑荒年間的城市生活 三、靠國家糧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城鎮居民的口糧按人口定量供應。進入大饑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糧食定量一壓再壓。一九六○年九月七日,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九月十日晚,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李先念在這個會議上講話說:「一.三億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銷售了五百九十億斤糧食。今年七月北戴河會議上經各省要求確定今年銷售六百二十億斤,為此總理作了檢討。現在看來只能銷售五百四十億斤。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壓低口糧標準。在上年度全國平均每人二十九.五斤標準的基礎上,再壓二斤。毛主席講:為什麼不壓三斤?為什麼不壓四斤?如果按全國平均二十九.五斤,再壓三斤也對,再壓四斤也對。當然,主席講的是問題的精神。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十個月算,就可以節約十五.六億斤糧食。」

表十四——二:三十五個大中城市居民口糧定量水平(斤)一九六○年十一月四日

平均定量水平:定量初期:二十五.三十四

壓縮前:二十八.四十五 壓縮後:二十六.八十三

特重體力勞動:定量初期:五十一.十八

壓縮前:五十.九十七 壓縮後:四十七.七十九

重體力勞動:定量初期:四十一.零九

壓縮前:四十一.五十二 壓縮後:三十九.

輕體力勞動:定量初期:三十二.零六

壓縮前:三十三.四十一 壓縮後:三十一.四十

職工及腦力勞動者:定量初期:二十八.八十八

壓縮前:二十九.九十六 壓縮後:二十七.五十二

大、中學生:定量初期:三十二.

壓縮前:三十三.三十六 壓縮後:三十一.十四

一般居民:定量初期:二十五.八十

壓縮前:二十八.八十七 壓縮後:二十五.七十八

兒童:定量初期:十三.二十

壓縮前:十四.四十 壓縮後:十四.十九

其他:定量初期:三十一.六十六

壓縮前:三十九.十 壓縮後:三十一.六十六

資料來源:《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三年糧食形勢開始好轉,城市居民糧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還是很低,詳見表十四——三。

表十四——三:一九六三年八月份四十個城市居民口糧定量(市斤)

平均定量水平:二十六.五十五

特重體力勞動:五十.四十六

重體力勞動:三十九.九十八

輕體力勞動:三十二.四十七

職工及腦力勞動者:二十九.零三

大、中學生:三十一.八十三

十歲以上:二十六.五十二

六——十歲:二十二.五十九

三——六歲:十六.零九

三歲以下:八.九十一

資料來源:同表十四——二。

在今天看來,三十斤左右的糧食,應當是夠吃的。但在當年,每人每月二兩油,一年吃不到兩次肉,沒有蛋,其他副食也很少,這點糧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熱量來源。表十四——二中的數據是糧食部公佈的,實際上,各地為了「留有餘地」,都相應地減少了糧食定量。例如鞍山鋼鐵公司輕體力勞動的定量只有二十七.五斤。

在定量中供應的相當一部分是紅薯。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以來,京、津、滬三大城市及主要產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鎮,供應給居民的口糧中開始用紅薯搭配。搭配紅薯的比例和折糧率為:北京、天津為十%,四斤薯折一斤糧。其他地方搭配紅薯比例更大一些。進入大饑荒時期以後,紅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礦企業由於糧食很緊張,工人鬧糧事件時有出現。一九六○年五六月份以來,遼寧省的工業生產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為鬧糧問題。遼寧省委工業部十月二十四日《關於在職工中迅速開展一次糧食問題的思想教育運動的報告》中反映:「鬧糧原因有三:一是人們心理緊張,二是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影響,三是五類分子趁機造謠生事。解決糧食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政治掛帥,以增產節約為目的,對糧食問題進行正面教育,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老工人現身說法,回憶對比。凡是採用這一辦法的,糧食問題都解決了。錦州市四百零一廠原有八十五%的職工鬧糧或同情鬧糧,經過教育辯論後,反而壓縮了九千餘斤定量,沒有一個人再喊糧不夠吃。」遼寧鬧糧,到底怎麼鬧,鬧到什麼程度,報告沒有提及。但報告中提供了一個信息:鬧糧是靠政治壓力平息的。把鬧糧提到「兩條道路鬥爭」的高度,歸結為「五類分子」的造謠生事,大辯論,說鬧糧是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在這樣政治高壓下,誰敢再鬧?工人鬧來鬧去,不僅糧食沒有增加,反而定量減少了,看你還鬧不鬧!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錦州的經驗很好,可以在工礦企業中推行。機關、學校、部隊也可推行。請各組同志討論一下。」

四百零一廠的鬧糧問題是怎樣解決的?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長周揚說:「一方面對廣大職工進行了正面教育,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組織老工人現身說法,回憶對比,對少數鬧得特別厲害的人在小組會上進行了辯論,逮捕了三個進行政治破壞活動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強了食堂工作,解決了貪污、浪費和用糧無計劃等問題。」看來,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懾力量。毛澤東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廣,但要解決一些實際上的問題」。

在鞍山鋼鐵公司,由於社會上的「鬧糧風」對職工家屬影響很大。據分析,在鬧糧中,能夠頂得住的約佔職工家屬的二十五%——三十%;在鬧糧中表現動搖、情緒不正常的佔職工家屬的六十%——六十五%;在鬧糧中鬧得最凶的佔十%左右。鬧得凶的家屬故意刁難職工,回家只叫喝稀粥,罵他們是「熊包」,甚至不給飯吃。挑唆鼓勵職工到工廠去鬧糧。有的說,「共產黨好,肚子吃不飽」,「人民公社好,把人餓跑了」,「生產大躍進,啥也沒有了」,「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為此,鞍山市在職工當中開展了「以糧食為中心的思想教育運動」。其主要內容是發動出身貧苦的「憶苦思甜」:「看看舊社會窮人的下場。在舊社會哪個窮人一個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時找一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為辯論對象。如第二煉鋼廠鑄錠車間工人祝守義的老婆何秀英,偽滿時期是一個雜貨店老闆的女兒,在鬧糧中她編了一首打油詩:「二十七斤半,餓得冒虛汗,上樓腿打顫,有錢也完蛋」。鑄工車間就組織全體家屬對她「辯論」,她不得不認錯。這種辯論會實際上是批判會,鬥爭會。

由於營養不足,城鎮居民浮腫問題也相當嚴重。城市的幼兒也嚴重的營養不良。一九六二年六月,成都市在機關、廠礦、街道的九個托兒所所中檢查了五百七十二個幼兒,缺乏營養的佔十八.八%,患佝僂病的佔五%。重慶比成都更為嚴重,托兒所的患病率達九.四%,街道幼兒園的幼兒發病率達四十%,有的已雙目失明,死亡率也高。

城市裡餓死的人很少,但由於營養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一些該出生的人口沒有出生。用《中國人口》所提供的數據計算,在大饑荒幾年間,京津滬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總共不到九萬人,而少出生人口總共為二十八.五十七萬人。四、高級幹部特需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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