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個別地方外，農村的饑荒最早發生在一九五八年冬天。而城市的飢餓發生在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時差大約有十個月。農村情況好轉大約在一九六一年秋後，城市生活好轉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時差大約一年。一九六○年九月從我縣城中學考進了北京清華大學。到北京前，我已經餓了二十個月了。入校以後，比我高一班的同學說，一九五九年學校的伙食還很好，飯能吃飽，菜的質量也很好，有魚有肉。當我們進校時，就只能半饑半飽了。一九六二年，農村自由市場可以不要糧票買到價格較高的食品，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經歷的大饑荒是三年，而我們這些一九六○年從農村考入大學的人，卻經歷了四五年的大饑荒。
糧食在農村下場到國家徵購，再由國家糧庫進入城市居民的廚房，需要一段時間。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農村出現了饑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防止農村饑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城市和農村的經濟本來是一體的，想防止農村饑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種種努力，可以稍微延遲城市饑荒的到來。所以，城市的饑荒相對農村而言，有一個時間滯後，簡稱為「時滯」。一九五八年冬和一九五九年秋，農村大饑荒來臨的時候，由於時滯效應，城市還保持原來的狀態。這時，大批農民流入城市尋找食品充飢。四川作家東夫先生在他的記實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中，記錄了當時成都市周圍的農民湧入成都的一幕：
一九五九年春天開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壩子的農民開始大批流亡。七月，一次更大規模的流亡席捲川西壩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館車站、餐館、糖果鋪擠滿了農民，每日少則數萬人，多則十數萬人，他們有的提著幾個雞蛋，或一隻雞、鴨，想給城裡人換點糧食，有的背著個小包袱，尋求招雇，更多的人則是兩手空空，只想來吃一頓飯或買點可吃的東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縮街頭露宿。據溫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動員農民回鄉聯合辦公室」統計，七月二十日在西城區飯館吃飯的農民達五萬三千四百二十八人次，「擠購糖果」的七千八百五十人次。少得可憐的館子其擁擠程度從以下的統計中可見一斑；七月二十日，香雪海飯店進餐人數三千五百二十八人次，竹林小餐二千七百零六人次，東華飯館進餐人數二千一百人次，七月二十一日，香雪海飯店三千三百三十一人次，竟成園四千六百五十八人次。華陽勝利、桂溪、石羊等鄉「擋獲」進城購食品農民，查出餅乾一千四百斤，糖果四百斤，麵包八百多個，蔬菜二千斤，煤油二十斤……
由於進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溫江專區的農民。溫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聯合成立「動員農民回鄉聯合辦公室」共同採取措施阻止農民進城。地委採取的措施是：各縣各公社嚴格清點人數，保證「不走一個」，個別確有事需進城的，須經公社批准並出具介紹信；對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嚴加管理，一律不得進城；對夏徵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進城的社隊，查清情況嚴加處理；在靠近成都的場、鎮設立檢查站，「制止、擋回」進城農民。成都市採取的措施是：動員戶籍員、飲食糖果業服務員、居民積極分子「全線出擊」，勸說農民返鄉；限制飲食糖果業供應時間和數量，飯菜不許出堂；白吃不給錢者加以「處理」，公安部門加強對旅館、街頭巡邏；農民所帶雞、雞蛋等必須進入市場按規定價格出售，用糧食交換雞、雞蛋者，買賣雙方均予處罰……
農民有自發進城的，也有基層幹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隊給社員出具外出證明：「茲證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廠運輸」，「該人身體條件差，不適應農村勞動，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發生過類似成都的情況。不過，作為首都，是全國保證的重點，非到不得已的時候才出現飢餓的情況。所以，北京的「時滯」到一九五九年底，比它周圍的天津、保定、石家莊還要晚兩個月。據記載，「一九五九年底，北京周邊城市（天津、保定、石家莊）在大小飯館已經實行了就餐收糧票制度，許多外地居民集中湧到北京，專程覓食就餐。一時間京城大小餐館門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排長龍景觀。人流雲集，徹夜不散。從晚上開始排次日的早餐隊，早餐後又排午餐隊，午餐後又排晚餐隊，晚餐後又排次日早餐隊……循環往復。」
到一九五九年底，農村和城市的饑荒「時滯」消失，城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起來，再沒有農民進大批入城市了。從此以後，農村和城市的飢餓同步，但飢餓程度農村甚於城市。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冬天，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與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時滯」。
由於農村一度放鬆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給農民以自留地，允許農民開荒種「十邊地」，再加上相當一部分地區實行不同形式的包產到戶，農村糧食多了起來。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冬，大部分省的農村情況開始好轉，而城市好轉的時間滯後。此時，城市居民反而羨慕農村了。
據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糧食部辦公廳編《糧食工作簡報》第二十八期報導，不少地方糧食市場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現「剩市」。河南省魯山縣每天平均上市二千多斤，長葛縣每天上市五千多斤，葉縣和商丘每天上市一萬多斤。四川溫江縣雙流鎮每場上市三千——五千斤，成交七十％——八十％。山東郯縣城關每天上市瓜二萬多斤，成交五十％。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種多。河北省糧食工作座談會分析，賣糧的八十％是社員，十％是生產隊，十％是商販；買糧的五十％是缺糧戶和災民，十五％是城鎮的非農業人口，二十％是買生賣熟的，十％是商販。四川金堂縣調查，賣糧的六十％是生產隊，四十％是社員；買糧的七十％是農村人口，三十％是城鎮人口。一九六二年，安徽合肥市二十二個自由市場中，平均每天上市糧食三千二百多斤，八十％是商販賣的，農民佔十三％，生產隊佔七％。
為什麼要賣糧？這期《糧食工作簡報》上說：四川溫江調查，社員賣糧的原因：購買豬仔；購買農具；家有病人或其他急用錢；有的戶分到超產油或獎勵工業券需要錢買。生產隊為什麼賣糧食？江蘇省興化縣的調查結果是：修理農船、買農具、化肥、農藥。不管是農戶還是生產隊，賣糧不是糧食富裕，而是擠出來的。但不管怎麼說，能擠出點糧食賣，說明情況比前兩年好。
農村糧食市場是一九六○年以後才開放的，當時是作為解決饑荒問題的一個暫時措施。這與開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時自由市場上農產的價格很高。城市裡流傳民謠：「城裡一個八級工，頂不上農村一捆蔥」。
城市和農村情況好轉的時間差，引誘不少工人私自離廠，希望到農村去吃得更飽一些。一九六一年四月，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穀牧和經委的幾個幹部到石鋼、京西煤礦、龍煙鋼鐵公司考察時發現了這一情況。龍煙鋼鐵公司在一九六○年一年共跑了二千八百多名工人，一九六一年一月到四月上旬就跑了一千七百多人。一九六一年私自離廠的工人逐月增加，一月跑了三百二十七人，二月跑了四百六十八人，三月跑了五百五十八人，四月上旬十天就跑了四百二十三人。石鋼一九六一年一到四月上旬就跑了八百四十五個工人。在工人當中，對於自留地、自由市場興趣很大。在生產時間，只要組長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議論紛紛，說某某回家後既有了自留地，還可以搞自由市場活動。工人說，在廠裡幹一個月掙的錢，不如在自由市場上賣幾條魚、幾十斤蘿蔔、幾十個雞蛋。穀牧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並作為中央文件轉發。
無獨有偶，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東北局也向東三省發了《東北局關於穩定工人隊伍的通知》，通知說，「最近，據各地反映，廠礦企業特別是煤礦工人自動離廠離礦的情況十分嚴重，對生產影響很大。」遼寧省各煤礦自春節到四月底，工人自動離礦人數達九千一百多人。黑龍江省各礦一月到四月二十日，離礦工人達七千三百九十九人。吉林省僅通化煤礦四月份離礦工人就達七百多人。從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二十七日，鞍鋼運輸部就有一百四十二名運輸工人自動離職。
在這種逆向「時滯」面前，城市裡的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在農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農村建一個小型農場。在這些基地上獲得農副產品，以補食品的不足。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為例，一九六○年以來，有些廠不僅糧食短缺，還因原料和燃料不足，處於半停產狀態。雖然精簡了一批工人到農村，還有一些閒置勞動力。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指示，一些大企業開始建立農副業生產基地。據十二個大企業的初步統計，到一九六一年底，已辦起了三十個農副業生產基地，共有耕地二萬一千七百零五畝，收穫飼料、糧食一百二十七．四萬斤，蔬菜二百五十三．四萬斤，養豬四千六百三十二頭、牛六百五十九頭（其中奶牛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