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高度集中的國度裡嚴格執行著統一政策下，各地會出現輕重不同的差別？李若建認為，饑荒輕重不同與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有一定的關係。內陸省份的饑荒重於沿海省份，山區的饑荒重於平原。
曹樹基認為，近百年來各地遭受的饑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區經歷過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則否。因此，關於饑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間記憶。他認為，民間饑荒記憶強的地方，對新的饑荒的抵抗能力就強。江西在太平天國時死人最多，山西、陝西近百年內曾出現過大饑荒。在這樣的省份，人們對糧食的重視，遠遠超過未經過饑荒地區，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來自上級政府的高壓。政府對於民間糧食的徵集是有限的。所以，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死人就少。
我認為，李若建、曹樹基兩位學者提出的看法值得重視。不過，我認為下面兩個原因對造成地區死亡率的差別起著重要作用：哪裡的地方的官員對毛澤東的向心力越強，哪個地方的饑荒就越重。
饑荒程度的輕重主要是以各省對毛澤東的政治向心力強弱不同而異。總的來說，各省的省委書記對北京，特別是對毛澤東有政治向心力的。有政治離心力的幹部早被視為異端而受打擊。沒政治向心力的幹部也早被淘汰出局。但是，各省的政治向心力的強弱是不同的。政治向心力越強的省份，饑荒程度就越重；政治向力較弱的省份，饑荒程度就相對輕一些。通俗地說，在「大躍進」中緊跟毛澤東、並且「創造性地發揮」的省委書記，這個省的災情就重。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那些向心力強的省委書記，認為這些政策從根本上不符合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有的在執行中大打折扣，有的拒不執行。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果然批評一九五九年春的讓步政策，說明這些向心力強的省委書記和毛澤東心有靈犀，最能領會毛澤東的意圖。
政治向心力和毛澤東距離、與官員的地位高低有關，但這些不是決定性因素。起決定作用的是這位官員的政治態度和毛澤東的親合程度。和毛澤東的政治態度親合力強的幹部，不管他在哪一偏遠地區，不管他是省級還是縣級，都會加重當地的饑荒程度。他們雖然遠離北京，雖然只是縣級幹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報》，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聽到中央領導人講話的傳達。所以，在省委書記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強的省份，全省總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轄的省份下面也可能發生影響全國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壽陽事件，寧夏的中寧事件，廣東的羅定事件等。
對多數省份來說，都是執行中共中央關於「三面紅旗」的路線和政策，但沒有什麼創造性的發揮，災情就處於中等或較輕的狀態。就一九六○年死亡率而言，山西千分之十四．二，陝西千分之十二．三，河北千分之十五．八十四，江西千分之十六．零九，吉林千分之十．一，黑龍江千分之十．五，遼寧千分之十一．五，江蘇千分之十八．四十一，浙江千分之十一．八十八，廣東千分之十五．十二，福建千分之十五．三十四。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過千分之二十。東北三省災情較輕，不僅與省委書記的態度有關，也與這裡的自然條件有一定的關係，這裡歷來是中國的糧倉。
饑荒最輕的應當是比較邊遠的民族自治區，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千分之十五．六十七（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他省份高，如一九五五到一九五七年死亡率均為千分之十四以上）、內蒙古自治區（千分之九．四）和西藏自治區。同屬自治區，但廣西壯族自治區（千分之二十九．四十六）和民族自治縣較多的雲南省（千分之二十六．二十六）的災情重於前三個自治區。因為後兩個自治區的領導幹部主要是漢族幹部，政治向心力強於前三者。
對毛澤東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態度的親合力以外，還有由幹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對形勢跟得緊的幹部提拔得快，不緊跟形勢，不僅得不到提拔，還有政治風險。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在當時形勢下，他們的行為可以分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確的規定、地方官員是非做不可的。如，糧食徵購指標必須完成，人民公社必須建立，必須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等。但是，對這些必須做的事，也有執行程度的不同。如徵購指標可以同中央糧食部門討價還價，也可以不顧農民死活盡可能多上交；興修水利和大煉鋼鐵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顧條件地勞民傷財。在這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一定的彈性。地方官員可以激進些，也可以保守一些。顯然，激進還是保守，對地方官員的仕途是有影響的。
其二，有的事雖然中央沒有明確規定，但在當時的強大政治壓力和輿論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風險的，多數官員隨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發展工農業和各項事業，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員是有決定權的。由於速度定得過低有右傾危險，所以多數官員寧可選擇高速度；又如大辦公共食堂，開始中央強調社員自願參加，但中央向全國發佈統計，報導各省在食堂吃飯的社員佔全體社員的比例，為了不落後其他省，就只好剝奪社員「自願」的權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沒有要求這樣做，但社會上有一股風，報刊不停地造勢。社會上的風可以不跟，報刊上的話也不一定非聽不可。但是，跟風可以得到先進，不跟風可能被說成落後。如高產放衛星，農民在食堂吃飯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規模大小等。
其四，在對饑荒的反應方面，地方官員也有不同的態度。當糧食已經嚴重不足時，是不顧農民死活繼續完成徵購任務、還是要求中央減少徵購指標？災難出現以後，是縮小或隱瞞災情，還是如實上報、爭取中央幫助？當發現食堂給農民帶來災難時，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實際上給農民以生火做飯的權利，還是堅持辦食堂？農民在死亡的邊緣時，敢不敢開倉放糧救濟災民？對農民自發的搞包產到戶的生產自救措施，是堅決反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是支持？這一切，是依地方官員政治態度而異，依地方官員素質高低而異，也是對地方官員人性和良知的考驗。只有那些和毛澤東向心力最強的地方官員，才會不顧人性和良知。
山東省昌樂縣縣委書記王永成就是一個好的例子。山東省是餓死人較多的省份之一，而王永成擔任縣委書記的山東省昌樂縣卻沒有餓死人。
一九五九年，山東省昌濰地委把青州、壽光、昌樂三縣定為「落後縣」，並派出三個工作組分別去「改造落後」，時任地委宣傳部長的王永成被派到昌樂。
王永成到昌樂後首先到大食堂去考察，這時的食堂裡已沒有多少可吃的東西；他到農民家裡去訪問，農民家裡也沒有糧食。王永成意識到，這是個天大的事情，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保住農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顧個人的利害得失，捨掉包括個人「進步陞遷」等具體利益，不顧一切地要確保全縣十萬戶家庭的安全和四十萬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顧當時接連而至的政治運動，沒有顧及正在進行的「反右傾」鬥爭，也沒有傚法派往鬃縣「改造落後」所搞的「扒兩張皮」（逼富裕中農賣糧——認為富裕中農有糧食）等做法，而是呼籲上級盡快調來救命糧，解決百姓的燃眉之急。
與此同時，王永成在縣裡提出「千方百計」救災渡荒的要求：對那些絕糧的村子，號召群眾千方百計自救渡荒；對那些沒有自救條件的群眾，凡是有親友可投的都允許他們去投奔親友以爭得一線生路；實在沒有親友可投的，那就採取「破產渡荒」的斷然措施：變賣傢俱物品，換回糧食，以保住生命為原則。
接著，王永成帶領群眾「生產自救」。糧食生產週期長，解決近期吃糧有困難。調來的少許糧食僅能解決部分絕糧村的急需，來年夏荒是個大難題。於是，他們號召群眾種紅薯。紅薯是高產作物，產量高、生長快。那年的紅薯真作美，為全縣農民救災渡荒發揮了作用。那一年越冬小麥長得很不好，預料來年產量低，王永成一班人想，昌樂的南瓜產量高、熟的早。於是，他們就號召群眾種南瓜。也真巧，這一年又來了一個南瓜大豐收。那年全縣麥子收下來留足種子後，平均每人只有十八斤，老百姓生活就靠這些南瓜了，於是老百姓把這些南瓜稱為「保命瓜」。
為了調動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他們劃少小隊的戶數。上邊要求每個小隊最少二十戶的情況下，他們做到了全縣平均每個小隊二十戶。由於上邊反對「包產到戶」的作法，他們就採取默認的態度。上邊規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積的五％至七％的比例進行安排，他們就按七％這個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後、溝邊、路沿、山腳等處可以由農民種些農作物，鼓勵農民種好管好「十邊地」，以補充口糧的不足。哪個地方糧食徵購多、返銷少，哪個地方的饑荒就重。
一九六二年八月糧食部計劃司的統計表，記錄了大饑荒年代各省的糧食產量（表十三——二）、徵購數（表十三——三）和銷售數（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