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壽陽事件
在中共中央大躍進的號角下，中共山西省委於一九五八年一月向全省人民發出「鼓足幹勁，猛烈躍進」的號召，指出要「徹底掃除一切消極、保守情緒」，同時對全省工業、農業方面提出了後來曾被稱作保守而實際上難以完成的高指標。二月，省委召開了地、市、縣委書記會議，提出了「提前五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爭取十年『過長江』」的號召，生產指標層層加碼，浮誇風、瞎指揮滿天飛，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間實現，農民自留地、家庭副業、農村小商販、集市貿易都當作「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取消了，從而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農業、輕工業下降，糧食極度缺乏，市場供應緊張，財政赤字嚴重。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後，全國一片反右傾、鼓幹勁的熱潮，誰對「三面紅旗」有半點疑慮，誰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壽陽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晉中地委委員王之一調任壽陽縣委第一書記。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開了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四級幹部擴大會議，大搞「反右傾、鼓幹勁」，並於十月二十九日和十一月十六日連續舉辦了基層幹部和縣級黨員幹部整風訓練班，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不顧實際，對當年糧食生產的計劃產量再次加碼。本來，由於深翻土地攪亂熟土層，又加上旱災，當年的計劃產量一萬五千八百四十萬斤就難以完成。反而向上級謊報，當年實產為二萬二千萬斤，而最後核實的產量只有一萬一千九百萬斤，僅為上報數的一半。按原計劃全縣當年應交徵購任務九千八百萬斤，實際完成九千三百六十三萬斤。這樣，在上交任務後，全縣實際僅留二千五百三十七萬斤。按十六萬人口計算，人均口糧僅有一百五十八斤，還不包括籽種、飼料。由於糧食出現極大虧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託在挖糧上，他們懷疑生產隊普遍存在瞞產私分，社員家裡至少隱藏有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斤糧食，只要挖出這兩部分糧食，就可以彌補因謊報產量而出現的虧空。不僅如此，王之一等為了「幹出一番成績來」，不顧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興修水利、大辦工業和城市建設等為由，決定在全縣集資一百萬元。結果各級又層層加碼，最後總計集資指標竟高達四百一十八．三萬元。羊頭崖公社這年人均收入僅為四十六元，而集資任務竟每人達到五十元。上湖公社收入總計八十萬元，而給各村分配的集資任務卻高達百萬元之多。於是集資有了新的內容，凡是「糧油草菜蛋、金銀銅鐵錫、磚瓦石頭木」都在可集之列，當然，「現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座鐘、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資的範圍。宗艾村有一戶什麼也拿不出來，只好把祖墳「獻出」。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無產階級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還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餘都是禍害」的說法。
為了保證此項工作的「躍進」，以「反右傾，鼓幹勁」為借口到處插「紅旗」，拔「白旗」，把對他們的命令執行遲緩的人視為「白旗」，進行批鬥，誰有不同意見，就給誰扣上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傾」帽子。廣大幹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誇者受到表彰。鼓勵，實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擊。王之一首先在縣委內部開刀，搞所謂「二張對比」，表揚了積極執行他旨意的書記處書記、宗艾公社黨委書記張俊文，批判了他認為右傾的另一位書記處書記張存銳和鞏佩璽，批判中採用了推擁和站板凳升級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幫」、「幫助幫助」。這種典型示範很快在全縣推行開來，推人打人之風一浪高過一浪。
宗艾公社是縣委書記王之一的「點」。群眾拿不出所集物資和糧食，公社就派搜索隊強行搜家，翻箱倒櫃，挖地刨牆。有的幹部私設公堂，拷打逼要，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就是一例。他把學校一座二層樓上的教室闢為鬥人場所。批鬥中還組織有一百三十人的專業隊（打人隊），刑法多達二十餘種，最常用的是「推擁」和「升級」。所謂推擁，就是一群打手圍成一個圈，將「幫助」對象擁在圈內，推過來，推過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甘肅、山東稱此刑罰為「炒豆子」，四川稱為「炒毛芋」——本書作者注）；所謂升級，就是在桌上放張凳子，然後放磚，讓「幫助」對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東西，就把凳子推倒，將人摔下，有的當場摔死。據統計：該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四人，鬥後死亡二十四人，鬥後自殺十九人，畏鬥自殺十六人，餓死二十四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六十九人，共計一百五十六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點村。全村九百五十二人中，有一百二十一被鬥，佔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達三十六人。該村當年實產糧食六十六．七萬斤，徵購任務竟達七十四．九萬斤。對此王維還要再加四十萬斤。為了完成任務，王維等人以「抵抗統購統銷」、「對黨欺騙隱瞞」為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原任支書被打傷撤職後，指定了打人兇手梁某為新的支部書記，並和學校教師蘇景雲等人狼狽為奸，操縱全村運動，同時還組織起四十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口鼻流血，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打死你，哪裡還在乎一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一個生小孩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裡挨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八十六人，推打後死亡六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四人。被指定的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八十二人。
這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八百多民工都是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揪鬥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一百二十一人，致死十人。這個工地上有一個「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但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人頂。」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打死。二十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後，水庫派人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許。
在「挖糧集資」運動中，死人事件接連不斷，縣委書記王之一等卻說：「不要大驚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問題」，聲稱「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們經常在電話中三令五申：必須限期完成任務。所以下邊蠻幹的人氣焰更加囂張。叫嚷什麼「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的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裡去啦」！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底發動，到一九六○年一月被中共中央制止，經歷三個月時間，據運動後統計，全縣二百八十三個管理區中，有二百五十九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
造成人身傷亡，在四百三十五個生產隊中，有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九戶被抄家搜查，二萬四千零六十三戶被集資，三千一百一十六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三百四十九人之多。全縣城鄉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實後，撤銷了王之一黨內外一切職務，改組了壽陽縣委、宗艾公社黨委，查處了一百三十三名犯有嚴重錯誤的黨員幹部，追究了三十五名嚴重違法亂紀人員的法律責任，其中王維、蘇景雲等四人被處以死刑。對受到摧殘的人員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屬以及其他困難戶撥專款派人上門進行安撫，集資物款退還原主，國家撥出三千萬斤糧食返還農村，解決群眾生活困難問題，盡力挽回極左錯誤造成的危害和損失。
二，廣西環江事件
在大躍進以前，廣西就出現了餓死人的事件。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廣西因災死人事件給予有關黨員幹部處分的決定》中指出，廣西省於一九五六年發生嚴重自然災害，當時廣西省委和有關地、縣委沒有及時採取有力措施制止災荒的發展，造成了平樂、荔浦、橫縣等地區農民大批逃亡和死亡的嚴重事件。中央決定，一、廣西省委第一書記、省人委委員陳漫遠，對嚴重自然災害不加重視，沒有及時加強救災工作的領導，造成群眾大批逃荒和死亡的嚴懲事件，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人委委員的職務。二、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郝中士（代理省長），關心群眾疾苦不夠，忽視災情的嚴重性，沒有積極採取有效措施，作好救災工作，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副省長的職務。三、廣西省委書記、副省長肖一舟，負責領導財糧工作，不認識災情的嚴重性，沒有領導有關部門做好救災中糧食供應工作，使災情嚴重化，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國務院決定撤消其副省長的職務。四、平樂地委書記楊林給予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五、平樂地委副書記何庶民給予給予撤消黨內職務的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