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地區和畢節地區由於問題嚴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這兩個地方曾發生「遵義事件」和「金沙事件」。由於檔案還未公開，無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紀委副主任李堅（大饑荒年代是中監委處長，曾到很多地方調查過大饑荒中的問題）給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紀委大事記》，其中有遵義和畢節的情況。
中央監委王維舟一九六○年十一月上旬在貴州省視察工作時聽取了貴州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監委書記李景膺、省監委副書記楊用信等人的匯報，發現遵義和畢節地區的嚴重問題。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遵義地區曾發生大量腫病、死人的現象。一九六○年四月以來，遵義地委組織了五千人的醫療隊給群眾看病，組織機關幹部二十多萬人幫助群眾秋收冬耕，下放二十二萬多人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但是，這個地區的病人還很多，特別是婦女病。約有三十六％的勞動婦女患了子宮下垂和閉經等病。非正常死亡現象還沒有停止。如正安縣大阡公社，從一九六○年八月以來，有四千人患病，八、九兩月死亡一百五十多人。
當群眾斷炊、腫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時候，遵義地委卻大搞計劃外的非生產性建設。建有四座大戲院、三座招待所、一座八千多平方米的服務大樓。服務大樓有跳舞廳、照相室、電梯等設備。招待所的門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製成。室內陳設著許多古玩字畫、象牙雕刻、高級皮沙發、錦坐墊子等。他們為了美化街道，搞所謂「半邊街」，把街道靠河邊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溝裡去住，有的至今沒有得到安置。在他們的影響下，各縣也跟著學，大搞計劃外非生產性建設。從一九六○年一月到六月，共搞計劃外基建項目九十三個，動用國家資金四百多萬元。
畢節地區一些縣、社幹部違法亂紀和群眾腫病死人情況非常嚴重。如金沙縣，在縣委書記趙廣玉、書記處書記王國民的指揮下，從一九五九年冬起，連續搞了八個月的反瞞產私分運動。在反瞞產私分當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兌現」。「四光政策」是：小隊以上黨員幹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傢俱搜光，灶頭刮光。「十大兌現」是：凡是刮樹皮、挖野菜、殺豬羊、偷莊稼、不出工、死人後戴孝埋墳堆等，都要罰款、抄家。據統計，全縣在反瞞產私分運動中，僅管理區一級幹部被撤職、調離、開除、法辦的就有二百五十人，佔這一級幹部總數的六十九％。禹謨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楊某，私設監獄和勞改隊，關押、勞改幹部和群眾一千二百七十人，其中被折磨死的一百二十四人，致殘八十五人。這個公社人口外逃、腫病死人情況十分嚴重。
金沙縣的浮誇、浪費現象也非常嚴重。從一九五八年以來，他們搞了一千多個「躍進組織」，把十三——二十歲的姑娘集中起來，從各公社抽調好房子、好地、好農具，單獨成立核算單位。實際上她們根本不從事生產，成天敲鑼打鼓、跳舞唱歌。有幾名縣委書記和公社黨委書記不管生產，經常帶她們坐汽車到各處「參觀評比」，所到之處無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僅縣委書記王國民等人一九六○年開支的汽油費就達八千多元。上述中紀委的材料是李景膺匯報的。李景膺的匯報並沒有完全反映饑荒的嚴重情況。從遵義地區的湄潭縣的情況可見一斑。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發生在貴州省湄潭縣一起駭人聽聞、慘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稱「五十九事件」），是一次以十多萬人的生命換來的沉痛教訓。當時湄潭縣是由鳳岡、餘慶和湄潭三縣合併而成的大縣。全縣總人口六十．五萬人，其中農業人口五十六．五十七萬人。合縣後除縣機關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區、鎮以下均改級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縣有十八個人民公社，下設一百三十六個管理區，七百七十六個大隊，五千九百零一個生產隊。事件主要發生在農村，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年四月初，歷時五個月之久，全縣共餓死十二．四百五十一萬人。死亡人數佔全縣總人口的二十％強，佔農業人口的二十二％。事件中，全縣死亡絕戶達二千九百三十八戶，遺下的孤兒寡崽四千七百三十七人，外出逃生的農民四千七百三十七人。最為慘絕、目不妨睹的是出現了人吃人的事件，殺人而食者達十六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無法統計。這場禍及全縣農村的大災難，史所罕見，駭人聽聞。
「湄潭事件」前，全縣農村經過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大煉鋼鐵、大兵團作戰、大辦食堂等的反覆折騰，早已民力疲憊，財力、物力空虛，幾乎山窮水盡了。許多生產隊除集體飼養的幾頭耕牛外，其他六畜瀕臨絕跡，森林嚴懲被毀，廣大農民的吃飯問題面臨絕境。一九五九年糧食只收了三．二十二億斤，比上年減少三十二．六％，其他農作物減產更為嚴重。然而，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膨脹起來的浮誇風，不但未止息，反而變本加厲了。當時，湄潭縣委主要負責人把全縣糧食總產定為八．四十六億斤，虛報五億多斤。為了兌現八億多斤總產，一場駭人聽聞的反對瞞產私分和反盜竊運動的鬥爭，就在全縣展開了。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湄潭縣召開五級幹部大會，佈置開展反瞞產運動。會上首先動員號召各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和小隊幹部自報糧食產量。報得多的就表揚，准其先回家；報得少的就是瞞產，瞞產就是「反革命」，不準回家，必須重新報「實」產量。會上窮追硬逼，氣氛十分緊張，一直要等報的產量與縣領導事先框套的數字基本吻合才放過關。樹為「紅旗書記」的綏陽公社××，開始就稱反出瞞產一千二百萬公斤，縣領導派出專車將該社開會的幹部送回公社。回社後就佈置假現場，先在糧食下面堆滿亂草、桔桿、糠殼、石頭等，上面從國倉中運去糧食蓋起來，讓人參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湄潭縣先後組織數千基層幹部到該社參觀學習，由該社領導進行經驗介紹，又讓該社事先訓練好的十名反瞞產「標兵」到全縣各公社介紹反瞞產經驗，大造聲勢。十二月底，遵義地委又親自在該社主持召開全地區反瞞產現場會議，介紹經驗參觀假現場。各公社回去後如法炮製，立即行動，在全縣農村搞開了反瞞產私分的鬥爭。
全縣農村停糧斷炊以後，普遍浮腫，走路拄棍棒，東倒西歪。一些農民開始紛紛逃荒活命，更多的農民到處剝樹皮、挖野菜來填肚子，時間長了就不行了，餓得連家門口都邁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一九六○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縣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許多農民全家死絕，床上地上擺滿死屍。整個農村哀鴻遍野，餓孚滿地，實在使人慘不忍睹，耳不忍聞，視者落淚，聞者傷心。
情況如此嚴重，並沒有引起上級的重視，仍然一股勁地反瞞產，捉「鬼」拿糧，大喊大叫要堅決打退「資本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富裕農民」的瞞產私分活動，把生產隊幹部當作集體瞞產私分的頭子而橫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隊、打虎隊，闖進農民家裡翻箱倒櫃，沒收財物。凡是能吃的東西全部收光，硬把群眾置於死地，有的群眾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傷致殘，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農民不堪忍受飢餓之苦，到飯店搶飯吃，有的攔路搶東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盜竊國家糧食。縣委主要負責人不調查這一時期偷盜的原因，反而開展反盜竊運動。一九六○年元月，縣裡召開有關幹部會議，佈置反盜竊運動，開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時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來。在鳳岡、餘慶和義泉設立關押點，成立臨時法庭，就地宣判，並採取先捕後批准，先出佈告後判刑，判處十年以內徒刑由公社批准等違法行為。在下面設立「勞改隊」、「教養隊」，抓來的群眾，白天由民兵持槍監督勞動，晚上開會鬥爭，一鬥就動刑。被非法關押的群眾達二千七百九十四人（經批准的有六十五人），關死的就達二百餘人。這些被關押的群眾，除極少數是慣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眾。在這場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動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縫嘴巴、用鐵絲穿耳朵和腳後跟、點天燈、猴子搬樁、吊鴨兒浮水，拖死豬、火鉗燒紅烙嘴巴、槍斃活埋等等。實在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在開展反瞞產的同時，又從農村抽調十萬民工（實際集中七萬民工）大墾萬畝茶園，萬畝果園，大修萬頭養豬場，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毀大量民房等建築設施，使許多人無家可歸，民工體力消耗大，又吃不飽，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為了湊足一萬民工，有的農民拿點樹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還未走攏就倒在路邊死了。就是到了這種時候，許多群眾對我們的黨和政府並沒有完全絕望，他們說：「這些事情黨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會放過這幾爺子的」。有的農民臨死前還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趕快派人下來打救我們吧！」
一九六○年元月，貴州省副省長吳實同志到遵義地區視察工作，發現沿途一帶情況嚴重，在桐梓縣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吳實同志罵開了：「先不要說的原則，你們多少有點良心沒有，人都餓死了，你們還不安排生活，還在反瞞產。」各縣根據吳實同志的指示，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