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提出的糧食產量計劃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兌現，研究糧食產量指標時，多是算如意賬，在執行計劃過程中，又多次變動加碼。全省糧食產量計劃：一九五八年，從上年十月提出二百零八億斤，夏收後又提高到三百億斤，將要秋收時又提出保證四百五十億斤、爭取五百億斤，一年之內計劃指標變了八次。按最後確定的四百五十億斤的計劃算，比一九五七年的一百九十五億斤增長了一．三倍。最後確定一九五八年糧食的實際產量為二百四十億斤。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計劃先後變動七次。最高曾設想一千億斤，下達六百億斤，五月間修改為三百四十八．六億斤，而實際產量只有二百一十四億斤。一九六○年全省糧食計劃產量為三百二十億斤，實際產量只有一百六十五億斤。表十一——一中列出的糧食部統計的河北省的糧食實際產量數比河北省農業廳的數字還要低。
一九五八年河北風調雨順，莊稼長得很好，當時估產總產量四百五十億斤。由於上報的產量高，國家的徵指標也相應提高，再加上幾個月的大吃大喝，秋收粗糙，浪費了不少糧食。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現短糧現象。到了一九五九年初春，缺糧問題進一步發展。省委還認定農村有糧食，說缺糧的呼聲是生產隊「瞞產私分」造成的。不顧農民飢餓的狀況，省委繼續提出了一九五九年的高指標。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四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聯合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報送的《關於召開一九五九年農產品購銷合同會議的報告》提出：「糧食產量由去年的四百億斤增加到六百億斤，爭取八百億斤。」徵購指標是：「中央確定我省今年收購八十六．七億斤到一百零二．一億斤（包括大豆）。」「如果我們能實現收購八十六．七億斤的計劃，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糧食供應。」當時天津還不是中央直轄市，屬河北省管轄。
共產主義風颳得最凶的徐水縣和它周圍，一九五八年開始就出現了大批死人的情況。一九五九年一月，徐水縣有二千四百四十七個浮腫病人，死亡二百六十二人。徐水縣容城公社浮腫病人死亡了二十三％，經過檢查的二十個病人中，有三戶缺鍋，兩戶沒有熱炕。涿縣方官鄉祈黃於池村從一九五八年四月到十二月共死亡五十七人，佔該村人口的九．六％。毛澤東表揚的安國縣嚴重缺糧。這個縣伍仁公社伍仁大隊原估產（縣城確定徵購和分配的產量）畝產四百零五斤，總產三十八萬斤，但拿到手的產量只有二十八萬斤，比估產少十萬斤。應給農民留十萬斤口糧，只留給四萬斤。
一九五九年四月缺糧問題進一步發展，省委不得不承認糧食不足。但還說「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我們估計糧食總產量三百八十億斤左右，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將近一倍。近幾個月來，我們對總產量進一步核實了一下。大家認為，增產一倍的估計是高了一些，但總產量達三百億斤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產五十％以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飢餓的現實超過了省委的估計。一九五九年三月，黃驊、任邱、靜海、滄縣、武清等縣缺糧人口達八十％以上。邯鄲地區的七千九百六十九個生產隊，缺糧的就有六千六百五十個生產隊，佔八十三．四％。農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糧食（其中主要是薯乾），農民不得不以樹皮、野菜充飢。永年縣農民因吃野草（蒼耳子芽）造成一百二十七人中毒，十六人因搶救無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棄「包下天津」的大話，「請中央再次督促有關部門和單位按時按量完成調入我省的糧食計劃。」
此時，中共中央對一九五八年的錯誤作法採取了一些糾偏措施，河北省執行了這些措施，情況有所緩和。但是，在一九五九年秋的反右傾運動中，河北省全省脫產的黨員幹部中，有五千八百零二人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帽子。省委候補委員、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葛啟、省委委員、承德地委第一書記王克東等在廬山會議結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省八個地、市委中，有三個地、市委書記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右傾把一九五九年春天短暫的糾偏措施當作右傾罪證進行全面清算，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又點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風」更加氾濫。生產力進一步遭到嚴重破壞，糧食大幅度減產。但是，一九六○年的糧食徵購任務反而增加。
當時河北省農民口糧人均五兩左右，而且其中七十％以上的甘薯（五斤甘薯折一斤糧食）。由於吃甘薯過多，蛋白質含量低。因此，一九六○年出現了大面積浮腫，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一九六○年一月五日，糧食部在西安召開的北方十四省安排人民生活經驗交流座談會上，河北省代表發言說，河北省委大抓「三寶」：一是增量法做飯；二是糧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轉發河北省委批轉的《保定市委關於發動群眾開好吃飯大會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說：「所有災區和非災區都可以參考這個經驗進行試點，取得當地直接經驗後推廣。」保定的報告稱：吃飯大會是為了貫徹「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吃飯大會的經驗是五個字：一曰管，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必須當管理員，從按人頭稱米稱菜，到加工做飯，售飯收票，一直到結算公佈，都必須親自參加；二曰作，要發動所有幹部都當炊事員，參加搞增量做飯，制澱粉；三曰吃；四曰算，算這一頓飯吃了多少糧，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夠；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糧標準，計算清今後需用糧食數，在摸清家底的基礎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決多大問題？一九六○年十二月四日是個星期天，張家口市委領導人親自出馬，組織四萬多人到山川採集種種野生雜物。不到十天，僅張家口市區就有五十多萬人參加了採集代食品的活動。山坡上長的，平川裡埋的，水底裡游的，全部採集了回來，共獲得戰利品五千五百多萬斤。代食品緩解糧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用代食品做的窩窩頭用火柴一點，即可燃燒。在宣化西望山召開所謂「吃飯大會」時，時任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的胡開明主持了這次會。他的司機吃了兩個代食品的窩窩頭。那還是拿到會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屬「優質品」，散會後剛剛把車子開到公路，他就覺得肚子裡沉墮墮的，疼得像刀絞一樣，汗水直往下流。胡開明看他這樣，就讓他停車。他怕耽誤書記的工作，堅持開回市委大院。一開車門，便「哇」地吐了一地。門診醫生說，虧了車子顛簸，把這些東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裡非出大病為可。吃代食品的農民病號日益增加，最常見的是腸梗阻。食物中毒也經常發生。
「吃飯大會」不能止餓
一九六○年二月十八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中寫道：「到今年二月十五日，全省有四十九個縣、二百三十九個公社、五千六百多個村（約佔十％的村），發現浮腫病人五萬九千名，已病故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唐山地區最為嚴重，只玉田、寶坻兩個縣就發現浮腫病人一萬九千多名……絕大多數病人是腳部、下肢浮腫，少數已發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這種病的，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佔五十％，壯年佔三十％，青年兒童佔二十％左右。」
實際情況比省委向中央匯報的嚴重得多。河北省監委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反映：據省委農村整風辦公室派往磁縣的檢查工作的同志匯報，雙廟公社南開河生產隊有三個食堂，三個自炊戶，都是以乾菜為主食。第四食堂是兩鍋飯，一個小鍋中菜少一點糧多一點，這是管理區和縣工作組幹部吃的，社員那一鍋基本是乾菜。有的乾菜已經吃完，就逃荒、要飯，把孩子送給人家。北白道村半個月就死了十個人。王家店有三十四人得重病，臥床不起，生產隊已經停止了生產，而公社和縣領導都認為這個村的口糧已經留足。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糧食產量，公社和縣領導機關誇大了瞞產私分和群眾偷秋的情況，認為群眾中存糧很多。南開河生產隊一九五九年共播種糧食六千零一十八畝，畝產平均二百九十二斤，公社黨委按平均畝產四百四十五斤計算，向隊裡分配了糧食徵購任務。為了使賬面平衡，說社員偷秋九十六．三十四萬斤（平均每戶近千斤），把這個數字算作口糧分配到戶。社員氣憤地說：「政府不給糧食，我們還落了個偷！」其他村莊也有這種情況。縣裡和公社派出了七百多名幹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農民挨餓，但沒有一個人反映農村的真實情況。南開河管理區的李書記說：「這些情況我們都知道，就是不敢說，現在正反右傾呢！」
餓死人的現實使得河北省委對糧食問題的態度比前兩年冷靜得多。一九六○年十月十八日，省委向中央報送的《河北省委關於大搞群眾運動搞好糧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報告》中，對糧食產量「全年估產數字是一百七十億斤多一點，也可能達到一百七十五億斤。」「在正常情況下，全省糧食消費量為一百九十億至二百零五億斤。由於今年災害重，收的少，我們決心本著自力更生的精神過日子，按一百七十億斤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