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過激的政策把農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尋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一九六○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這實際是從激進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雲南省委於一九六○年十一月中旬召開了有二千多人參加的三級幹部會，學習貫徹中共中央的「十二條」。在這次會上，中共雲南省會對一九五八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承擔了責任：「在雲南政治條件和自然條件都很複雜的情況下，對於如何結合實際執行黨的政策，是比較忽略的。因而對山區、壩區以及不同民族的特點、差別注意不夠，特別是內地高山分散地區更為忽視。在處理生產關係、組織生產、生活等方面都抹殺了這些差別，成為助長『五風』的一個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雲南省委這認識並沒有說出產生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局部問題加以分析。這是為中央領導人開脫。在出現全局錯誤的情況下，地方官員為中央承擔責任，這是拍馬屁的最好機會和方式。這時你幫助中央領導人下了台階，中央領導人就會讓你的職務上一個台階。
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一九六一年初，新任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到普洱、景谷、漾濞、彌渡等縣進行調查以後，在五月九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生產隊規模、公共食堂、社員分配、耕牛、大農具的所有制等五個問題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
毛澤東於五月十六日作了批示：「閻紅彥此信寫得很好。他的調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與個別相結合。發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雲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一，退賠共產風颳走的財產，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錯批錯鬥的幹部和群眾進行甄別平反；二，調整人民公社的體制、規模和農村經濟政策；三，壓縮工業基本建設，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四，調整商業政策，邊疆地區不實行統購統銷；五，恢復手工業；六，繼續對邊疆少數民採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養生息的作用，一九六一年基本沒有因飢餓而死亡，一九六二年浮腫病基本消除。一九六四年雲南省糧食總產量達一百二十一．三十四億斤，超過歷史最高年一九五六年的一百二十．二十七億斤。豬肉從一九六四年九月起就可以平價敞開供應。除糧食、棉布外，其餘數十種憑票商品完全敞開。一九六五年春節，昆明市場上的日用工業品比一九六四年增加了一千八百多個品種。【第十一章 燕趙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