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良縣屬雲南省曲靖地區，位於省會昆明市東，距昆明不足二百公里。著名的石林風景區當時就屬陸良縣（現劃歸昆明市）。「陸良事件」以後，接任縣委書記的孔祥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向省委作了一次匯報。孔祥柱匯報時說：
從一九五八年二月初就發生腫病，開始出現死亡。三月中旬蔓延到三十六個鄉。小春後有了吃的，腫病開始下降。小春收穫很快吃完，六月二十日腫病大量發生。七月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達一萬七千多人，死亡一千七百多人。從二月到九月，全縣發病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九人次，佔總人口的十三％，因腫病死亡五千二百零三人，佔發病人數的十五．六％，佔總人口的二．零四％
浮腫病的症狀是：發病前疲倦無力，頭暈眼花，耳鳴夜盲，四肢發麻；繼則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隨後下肢浮腫，浮腫部分皮膚發亮，神經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蒼白；進而肚子發脹，並有腹水，腫脹及於手臉；多數病人開始腹瀉。這時病人心跳減少，血壓、基礎代謝及體溫都下降，身體消瘦，體重銳減，婦女月經停止，小孩哭不出聲；此時如不及時搶救，數日即死亡。
浮腫病大量發生，明明是飢餓所致，但地委還是責成衛生部門去瞭解發病原因。四月上旬，地委衛生局派醫生曹鍾樸和專區醫院院長到了腫病嚴重的西衝和獨木水庫工地，曹鍾樸認定腫病是過度營養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議。由於曹鍾樸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縣委否定了他的結論，還批評了專區醫院院長。他們用階級鬥爭的眼光來看待曹鍾樸的結論。黨政幹部和醫務人員的不同意見，在全省其他地方也有發生，因此對腫病原因長期得不出結論，延緩了救援。當然，即使縣裡聽取了曹鍾樸的意見，也沒有能力改善農民的生活。因為糧食掌握在上級手裡。直到七月份省裡承認疾病和死亡是飢餓所致，才開始採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匯報中說，距縣城三公里的茶花鄉最為嚴重，腫病死亡九百四十三人，其他病死亡三百七十一人，共死亡一千三百一十四人佔總人口的十一．九％。距縣城三十五公里的大擠鄉共死亡七百五十九人，佔總人口的八％，召跨鄉死亡五百五十一人，佔總人口的十％。馬街鄉死亡九百六十五人，佔總人口的六．零八％。省委檢查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的《檢查陸良茶花鄉情況報告》中說，陸良縣茶花鄉原有二千五百一十三戶，因病、餓、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絕的有六十三戶，現有二千四百三十七戶。原有人口一萬一千二百零四人，現有人口九千七百二十四人。今年一——八月全鄉死亡一千六百一十人，佔原有總人口的十四．三十七％。其中被打死的四十七人，扣糧餓死的七十九人，無糧而餓死的四十三人，被迫自殺的四人，腫病死亡的六百三十九人，痢疾死亡的二百二十五人，因傷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二百六十七人。其他死亡三百零六人。死人當中貧農佔六十一．八％，中農佔二十三．六％，地主佔六．六十四％，其他成份佔三．六十二％。余家村共有五十八戶，死亡七十一人，其中當場打死或打而致死共十人。
一九五七年，陸良糧食不足，是農民鬧糧最凶的一個縣，縣委被迫放了一些糧食。事後省委把這次鬧糧當成「地主、富農和右派分子的反撲」，認為縣委放糧是嚴重右傾。在一九五七年的四級幹部會上，省委嚴厲批評了陸良縣委，並撤換了縣委第一書記張志。一九五八年初腫病發生時，新任縣委第一書記陳盛年接受前任教訓，不敢說糧食不夠，
眼看著農民餓死也不敢要糧，更不敢放糧救人。他還在六月十九日的電話會議上緊跟政治形勢說，農村有一股叫喊糧食的妖風。
陸良縣除去公糧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糧、種子、飼料三百七十九斤，死人最多的幾個鄉每人只有二百多斤。而勞動強度成倍增加。據醫務人員分析，一個農民在正常勞動情況下，每天需要熱量二千五百卡，勞動最緊張時需要三千卡到五千卡。過去農民每天勞動六七個小時，大躍進中，增加到十二個小時，有時達十六個小時。雲南省大米每斤含熱量只有一千七百卡。沒有油，沒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糧食幾乎是全部熱量的來源。也就是說，農民每天從食物中得到的熱量不到一千卡，而熱量支出達三千卡到五千卡。這是造成腫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發病和死亡人數中，男多於女，老弱多於青壯。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佔三分之二。因為男人幹重活勞動強度大，容易發病。而青壯年大多參加會戰隊，集體吃飯，優先得到糧食供應，抵抗力又強，所以發病較少，死亡較少。
省委農村工作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給省委的《陸良縣茶花鄉腫病死人情況調查》中說，茶花鄉現有二千四百三十四戶，九千五百一十人。從一九五八年一月到八月十六日止，發病四千零八十一人，佔全鄉原有人口一萬一千一百零四人的三十六．八％，其中腫病二千九百四十六人。死亡一千五百九十四人，佔全鄉原有人口的十四．三％，佔現有人口的十六．七％。較嚴重的第四社，共有二百七十三戶、一千零八十九人，死亡二百七十二人，死亡率為二十五％。有的人患腫病後一瀉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腫反覆兩三次死亡，有的腫後皮膚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腫卻乾瘦而死。社員史正富沒有腫，十分瘦，在揀小白菜時倒地即死。三十歲的社員王德民因腫病插秧時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員史老秋腫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開始死人時還用棺材、木匣子裝好埋葬，後來用蓆子捲了抬出去，再後來沒有人抬，用牛車拉，一牛車拉三四具屍體，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溝、房前、屋後隨便丟。縣委書記孔祥柱還看到一個塘裡有九個死人，一條溝裡有幾個。省委檢查組十一月二十日的報告說，茶花鄉共有土地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七．十四畝，一九五七年產糧五百二十六．四千七百九十六萬斤，一九五八年產糧三百八十一．零九十九萬斤，比上年減少了一百四十五．三千七百九十九萬斤。減產二十七．六十一％。
一九五七年人均口糧三百三十六斤，還要扣除吃掉的羅卜（十斤蘿蔔折一斤糧）和已超前吃掉的國家供應指標，到一九五八年春天，農民能吃的口糧已經很少了。
省委書記處書記劉卓甫給省委的報告中說，曲靖專區從二月到八月二十日，累計發病人數為十三萬九千四百五十一人，死亡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三人。究竟死了多少還弄不清。陸良原統計三千零六十七人，後改為五千一百六十七人，加上其他病死亡的人，共死亡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在病情嚴重時，個別母親吃小孩，父親賣兒女。由於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兒，僅瀘西五區就有孤兒一百五十多人。為什麼死人問題拖半年之久？劉卓甫認為，主要是幹部不敢提糧食問題，怕右傾，怕當右派。陸良、瀘西對反映糧食問題的幹部進行過鬥爭和處理。
死亡人數僅次於陸良的是瀘西縣。當時瀘西縣也屬曲靖地區（一九八五年劃歸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監委瀘西檢查組向省監委報告：一九五七年，瀘西縣上報糧食產量一萬零三百六十三萬斤，以十五萬人口計算，每人應有糧食六百斤以上。每人應分口糧四百斤以上。這是一個浮誇的數字。實際上每人只分得口糧二百四十五——三百斤。（可見浮誇風不是自一九五八年開始，這是在極權制度下，迎合上級、討好上級的必然現象。——本書作者注）部分群眾一九五八年二月間就沒有糧食吃，三月份開始發生浮腫病，五月份出現腫病死人。六月死人增多，七月死人最多。八月死人數開始降。據各公社上報數字，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共發生腫病三萬三千二百零三人，腫病死人五千一百二十三人，其他死亡三千二百九十五人，無病餓死三千三百三十六人，共計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人。佔全縣人口的七．三十四％。全馬公社共死亡四千四百二十四人，佔全公社總人口的十二％，中樞公社死亡二千一百七十七人，佔公社總人口的八％。最嚴重的腳冊、山口管理區，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二十％。有的餓得沒辦法上吊自殺，有的帶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丟在山上，兩天後，小孩在山上餓死，大人在家裡餓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殺死本人投案。
路南、羅平、富源、師宗等縣也發生了嚴重的腫病和死人情況。省委檢查組提供的
報告說，羅平全縣有二十二．八萬人口，據縣委統計，一月到八月二十七日共發生腫病八千八百四十七人，佔全縣總人口的三．八％，死亡九百三十四人。其中圭山鄉一月到八月二十八日統計，腫病二千二百六十七人，佔總人口的二十二％，死亡四百四十三人，佔總人口的四．二％。「地委書記會議資料之二」中記載，富源縣三月到九月六日，發生腫病八千三百七十一人，死亡八百六十七人。曲靖縣一——九月共發病一萬二千零三十二人，佔總人口的三．三十六％，死亡一九六○五人，其中勞動力八百多人。馬龍縣三月到九月十日，共發病八千六百零八人，死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