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雲南階級鬥爭的弦一直繃得很緊。農業集體化和糧統購統銷是在緊張的階級鬥爭氣氛中進行的。說「階級鬥爭是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的強大動力」，實際是說，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推進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
一九五七年，在全省農村進行了打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這場鬥爭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在雲南內地一百零八個縣（市）展開。八月底的不完全統計，鬥爭了九千一百五十三人，捕了一千三百四十二人。這場鬥爭「生動有效地批判了農村中的右傾思想。」鬥爭的結果，「一是合作社的勞動出勤率和勞動質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糧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場物價開始穩定；四是基層幹部大大出了氣」。省委準備在這次鬥爭中，鬥爭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十％，逮捕一％（二千人），個別判處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數之內。
也是在一九五七年，在城市開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開始，雲南開展了反擊右派分子的運動。一九五八年四月起，全省又開展了「反右補課」運動。這兩次共劃出右派分子一萬零七百三十一人，佔參加運動人數的四．八％，其中，黨內右派分子一千七百九十五人，佔參加運動的黨員數的三．六％，共青團內右派一千六百一十六人，佔參加運動的團員數的三．七十二％。在右派分子中，縣處級以上幹部一百五十八人。在一千七百九十五名黨員右派中知識分子幹部一千四百一十八人，佔七十八．五十五％，地下黨幹部一千二百二十一人，佔六十七．九十七％。國民黨起義將領導龍雲、副省長龔自知、省人民委會委員安思溥、楊克誠、謝崇文、宋一痕、秦淑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給了嚴厲的組織處分和行政處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國營農場勞動改造，一部分人被判處徒刑。此外，還對上萬名被認為有「右派觀點」或「站在右派立場」的幹部進行了批判，他們雖然沒有戴帽子，也長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視。
在反右派鬥爭的同時，又在全省開展了肅清「地方主義」的運動，嚴厲批判了「地方民族主義」，劃出了一批所謂「地方民族主義分子」。在雲南省，批判地方主義這不是第一次。一九五四年就批判過鄭伯克的地方主義。地方主義當時的主要表現是，在人事上，主張幹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強調地方情況特殊化。批判地方主義的鬥爭，不僅在雲南省，在山東省、廣東省以及其他很多省都開展過。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義的鬥爭，加強了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極權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步驟。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二十二日，中共雲南省委召開第六次全體擴大會議，揭批所謂「鄭敦、王鏡如為首的反黨集團」。二十一日，會議通過了「開除鄭敦、王鏡如黨籍的決議」。鄭敦是省委組織部長，王鏡如是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他們的罪狀是：「實行地方主義、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修改黨的全部組織原則，宣揚資產階級民主，取消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認為形勢『漆黑一團』，說當前存在『十大緊張』、『十大矛盾』；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地、富、反、壞、右大聯合，雖他們的階級基礎」。現在看來，他們和省委第一書記謝富治等領導人不僅在幹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們對一九五七年以來的形勢持不同看法。在各專區和縣，也相繼揪出一批「鄭王反黨集團」在當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們的「釘子」和「爪子」，株連了一大批幹部。一九七九年四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為「鄭敦、王鏡如反黨集團」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損失不可挽回。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階級鬥爭，多數是人為製造的。殘酷的鬥爭，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再也不敢講真話，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再也不敢批評黨員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從而為弄虛作假、報喜不報憂的浮誇風掃清了障礙。也形成了對上盲目服從、對下獨斷專行的惡劣作風。大躍進中的「五風」就是這樣形成的。三、農業、工業齊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