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十月底，中國改革研究會在台州召開年會。會議期間，我們參觀了這裡的工廠和商場。在飛躍縫紉機廠，參觀者嘖嘖稱讚這裡的設備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車間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塵不染。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工業記者，到過的工廠少說也有上千家，像這樣先進的工廠是很少見的。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繼寶創建的飛躍集團的一部分。二○○○年飛躍集團銷售額達十五．十三億元，飛躍牌縫紉機六十％外銷，出口到國外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十六個國家設有十七個銷售公司。我們還參觀了星星電器集團，這家公司二○○○年銷售額達十三．一億元。在路橋小商品市場，市場的規模和商品的豐富令人歎為觀止。參觀完了以後，我們在路橋大街邊等車，看到寬闊的街道和繁華的商業，大家對這裡的富裕和發達讚歎不已。
誰也不會想到，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這裡曾是餓殍遍地。可見制度稍有鬆動，政府對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鬆，同一個地方的面貌就會發生很大變化。
路橋鎮公社共轄三十一個大隊。據一九六一年省委工作組調查其中，洪洋、張李、方林、楊家、應家、李家、上馬、古岆等十一個大隊是落後隊，佔大隊總數的三十五．五％。有章楊、永躍、龍頭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個大隊是先進隊，佔大隊總數的二十九％。剩下十一個是一般隊，佔大隊總數的三十五．五％。這十一個隊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風、洋洪、洋葉、洋張、競爭、肖謝、肖王、洋官。
落後隊的特點是，生產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員生活十分困難，餓、病、逃、死、荒的情況非常嚴重。一般隊的生產下降幅度比前一種小一些，社員生活沒有前一種困難，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況。如戴家大隊，一九六○年和一九五八年比較，糧食產量下降十五．三％，總收入下降了八．五％，發生了二十二人非正常死亡。有三十多名社員被大隊長吊打過，二十二名社員被扣過飯。先進生產隊糧食產量下降十％以下。其中全鎮最好的尖子大隊是章楊大隊，雖然也吃不飽，但用糧有計劃，瓜菜多，全隊只有六個浮腫病人和八個婦女閉經。沒有發現非正常死亡。先進隊不是沒有問題。章楊大隊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集體的糧食和錢款大量被盜，一直沒有查出，群眾認為大隊幹部、食堂主任、會計、糧管人員嫌疑最大。
落後隊社員的生活十分悲慘。如方林大隊，一九六○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十四．九元，口糧只有二百五十五斤。倒掛戶（即勞動了一年還欠集體的錢）佔總戶數的九十六％，平均每戶倒掛七十六元。兩年來，全大隊只出生了十二個小孩，死亡人數卻有六十多人。僅一九六○年就死了四十六人，其中三十一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腫病死亡十七人，乾瘦病死亡十四人）。社員變賣財產相當普遍。賣得少量的錢到路橋鎮上買菜維持全家生命。兩年來，社員賣掉二十間房屋全部拆了，有九間房屋拆了一半，有九十六間房屋拆了一部分，還出賣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傢俱。
為什麼在同樣的條件下，不同的生產隊的饑荒嚴重程度不一樣呢？調查者將路橋鎮最好的隊章楊大隊，和落後隊利豐大隊進行了比較。這兩個大隊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區，自然條件和原來的基礎差不多。為什麼在饑荒程度上出現了差別呢？
「共產風」刮的程度不一樣。章楊大隊在一九五八年颳了一陣「共產風」，一九五九年在傳達第二次鄭州會議後對「一平二調」拿走的東西還進行了部分退賠，以後再沒刮「共產風」。利豐大隊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共產風」一直刮到一九六○年，颳走了大量的物資和勞動力，社員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兩個大隊在一九五八年都實行了「供給制」（實際只在糧食方面），但一九五九年以後，章楊大隊，減少了供給制的比例，而利豐大隊供給制的比重一直比較大，自從辦公社以後就取消了評工記分制度。
生產小隊的穩定程度不一樣。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章楊大隊對其所屬的生產隊沒有進行調整，生產隊的人員、組織和生產資料比較穩定。而利豐大隊對其生產小隊兩年變動六次。每次變動，都把土地、耕牛、農具、勞動力打亂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農具損失很大。
生產上瞎指揮的嚴重程度不同。路橋公社對這兩個大隊都有瞎指揮。但章楊大隊的社員採取了一些變相抵制的手段。大隊幹部對於社員的抵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而減少了一些損失。而利豐大隊的幹部執行公社指揮很堅決，社員無法抵制，因而損失很大。
浮誇風的程度不一樣。章楊大隊在上報生產進度、勞動力出勤率、施肥數量、估計產量方面也搞浮誇，但在上報分配糧食產量、接受糧食徵購任務時，盡可能討價還價，浮誇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豐大隊浮誇嚴重。一九五七年糧食減產八％，卻上報增產十％，一九五八年畝產八百一十斤，上報一千四百四十斤，一九五九年畝產六百五十斤，上報一千零一十九斤。一九五九年糧食減產七萬多斤，徵購任務卻增加了十六萬多斤。
這兩個大隊的幹部都有多吃多佔和貪污行為。
由於以上種種不同，這兩個在隊的社員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楊大隊雖然也有飢餓，但只有少數的患浮腫等營養不良的疾病，沒有餓死人。利豐大隊的社員就很悲慘。
一九六○年和一九五六年相比，利豐大隊糧食畝產量下降下三十二％，總產量下降了三十一％。社員每戶收入下降了六十八％，社員口糧標準下降了三十一％。據一九六○年四月調查，有一百八十九人患病，佔總人口的二十六％，其中患浮腫病的五十人，乾瘦病的二十八人，青壯年婦女閉經的三十二人，子宮下垂的三十六人，小兒嚴重營養不良的十三人。兩年內死亡八十八人，佔總人口的十二．五％，其中非正常死亡的七十五人。兩年內出生的只有二十四人。由於無法生活，有夫之婦帶著孩子改嫁的十二戶（不辦離婚手續），把子女送人的八戶，結婚的只有一戶（大隊保管員，有貪污行為）。
一九五八年以後的兩年內，被幹部吊打的社員有二十八人，被擰耳朵的有一百七十五人，罰工分、扣飯票的有一百九十二戶。一九六○年一月，社員陳開林看到幹部大吃大喝，說了幾句不滿的話，黨支部副書記大隊長王某帶幾個人半夜敲開陳開林的門，把陳拉出去，讓他脫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躍進灰」（用稻草燒泥塊作灰肥），陳不去。就拉到大隊辦公室，說要送管理區，陳開林的妻子堅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幹部沒有辦法，罵了一頓才罷休。一九六○年七月，十三歲的男孩林應彩釣了兩斤黃鱔，大隊長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應彩到黃巖城裡討飯，被王碰見，說是「給利豐大隊丟面子」，當場打了兩個耳光，並把林帶回來，用傘柄打了一路。帶回後又把林吊在樑上和綁在椅子上兩個小時。一九六○年十月，社員陳小友偷吃了幾塊蕃薯，全家被扣了十七天口糧，陳已懷孕八個月的妻子帶著五歲的兒子外出討飯，下落不明。
這個大隊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群眾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後，特別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兩年，由於糧食減產、收入減少、徵購任務增加，農民生活發生嚴重困難。普遍出現吃草、吃糠、餓、病、逃，不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社員說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賣傢俱多、送兒送女多、婦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討飯的多、偷竊多。從社員蔡廟壽的變化可見一斑。蔡家公社化以前十二口人，三個勞動力，家裡生活比較殷實，大小傢俱齊全。一九五九年春，口糧不足，為了買蕃薯絲吃，出賣傢俱五件共得十三元：席床二件，四元；織布機一部，四元；銅火爐一個，三元；銅盆一個，二元。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大兒子蔡小玉因浮腫病死亡，留下老婆和兩個小孩（一個八歲，一個四歲）。二兒子蔡小頭患了嚴重的浮腫病。到了一九六○年春，全家十一口人，沒有吃的，為了到路橋買一角二分錢一斤的菜葉，一角五分錢一斤的蕃薯籐，再賣傢俱：共賣出二十六件，得一百一十七．六元。到此傢俱基本全部賣光。一九六○年三月，大媳婦帶兩個小孩改嫁，全家十二口人只剩下八人。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為了買吃的，利豐大隊有一百九十戶（佔總戶數的八十七％）變賣了傢俱、農具、衣服，有五十一戶（佔總戶數的二十三％）拆房子賣磚、木料。【第十章 大饑荒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