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縣石樑公社爐頭生產大隊原來是萬田鄉的一個自然村，距離縣城只有幾公里，人均耕地一．四畝，高於平均水平。這裡地勢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個富煦豐足之地。一九五三年這裡有兩個互助組，一九五四年，兩個互助組發展為兩個初級農業社。一九五五年，這兩個初級社在超額完成國家徵購任務之後，平均每人口糧六百五十斤，每個勞動日分紅一．二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紅和家庭副業收入）。
這樣一個豐衣足食的地方，從一九五六年以後，很快進入貧困，進入饑荒，而且出現了餓死人的悲劇。
問題是從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級社開始的。當時，這兩個初級社和萬田鄉的其他十二個初級社合併為一千一百一十六戶的高級社（一鄉一社），稱為勝利高級社。開始，爐頭的農民認為自己的收水平較高，與其他初級社合併要吃虧，不願意合併。但上級領導認為「合作社愈大愈優越」，逼爐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們在爐頭河灘上築了一道防洪壩，故意在爐頭方向留了一個缺口，威脅爐頭：「不參加大社，管叫爐頭村變成爐頭灘！」爐頭被迫參加大社以後，就來了一個土地大調整，上百畝好的水田被調出。在年終分配時搞「窮富拉平」，爐頭農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農民說：「泥鰍黃鱔一樣長，多產不多吃，多做不多分，還有什麼勁頭搞生產！」
面對社員生產積極因素不斷下降情況，高級社的領導人不分析原因，不糾正平均主義的錯誤，卻期望用高壓的手段來提高生產積極性。一九五七年整風之後，他們制定了《勝利高級社勞動紀律》，規定多大年齡的人必須做多少工分，只能超過，不能短少。要服從領導，聽眾指揮，農活不合幹部標準的一律返工。不經組長或隊長批准，不得外出。違反勞動紀律、不服從分配的要罰款或扣除口糧。從此，幹部不僅掌握了社員的勞動權，還控制了社員的吃飯權。
一九五八年八月，縣委又在這裡重點試辦「共產主義公社」，又把周圍的五個高級社合併了進來，組成了一個一千六百三十九戶，長十二里、寬七里的大核算單位。十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樑人民公社，原來的「共產主義公社」成了石樑公社的萬田生產大隊。這一年自留地歸公了，社員家庭飼養的豬、蜜蜂等都歸公了，做飯的鍋收去大煉鋼鐵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勞動力大調動，土地大調動，農具大調動，房屋大調動，社員說，這一年是真正的「共產年」。主要勞動力都調去大煉鋼鐵和興修水利。當時還大搞「吃飯不要錢」，其他生產隊來吃，小學生來吃，中學生來吃，過路人來吃，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三月，整整吃了五個月。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傳達中共中央第二次鄭州會議，聽說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養豬了，社員很高興，有的真的養了豬。可是到了十二月，管理區（在公社和大隊間的一個管理層次）大搞千頭養豬場，把社員新養的五十多頭豬全收走了。群眾說：「共產黨是上半年騙，下半年變」。
為了達到公社下達的出勤率指標，大隊幹部把社員都趕下田，讓食堂把粥桶抬到田頭，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頭吃飯。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頭才能吃到飯。在田間的人必須通宵達旦地幹，下雨也不能回家。幹部守在路上，見誰回家就打，連餵奶的婦女也不準回家，孩子在家裡哭，媽媽在田頭哭。對於不聽話的社員輕則罵、扣飯，重則吊打，每次開會，遲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罰跪。管理區私設的監獄，先後關押了二百多人。
一九六○年，管理區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為氣溫低，不是穀種爛了就是秧苗爛了，爛了補，補了爛，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還是荒了一百多畝田。僅這一項爐頭就損失稻穀兩萬多斤。原來爐頭的一百多畝蕃薯是種在村西的橋頭山上，那裡的土質適宜蕃薯生長，管理區為了成片種植，硬讓爐頭把蕃薯種在東面的白塔山上，結果沒有收成，損失了三萬多斤蕃薯。管理區要求密植，還規定株距為五×二，社員覺得太密，就改成六×二，管理區的總支書記發現社員沒聽他的話，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員的頭髮，狠狠地將他按在水田裡，命令大家把秧拔起來重插。如果上級幹部來檢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歡迎，還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乾淨。一九六○年雙季稻收割時，公社書記來檢查，管理區就從爐頭抽一百八十個勞動力去蔣家灘二里長的大路上拔草，誤了收割，損失糧食一萬五千多斤。
共產風，瞎指揮，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產量連年下降。但是，大隊上報的產量數卻是連年上升。一九五九年，爐頭大隊產量實有三十四萬斤，比「三包」產量五十三萬斤少了四十％，大隊上報的「核實產量」卻是七十二萬斤。年終分配時，為了掩蓋謊言，讓會計專門做了一個「超產糧」分配方案，把虛報的數字分配到每戶的帳上，作為社員口糧。一九五九年，全大隊需要口糧二十六萬五千八百斤，種子三萬三千七百斤，只能賣糧五萬一千三百斤，由於浮誇，一下子賣出了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十五斤，還上交儲備糧五千七百多斤，支援其他大隊數千斤。到了一九六○年二月開始，連續三個月斷糧。七月夏收後，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庫，大隊集中全部勞動力，連夜收割，脫粒，連夜挑送糧庫，社員得不到糧食，以致秋收後又斷糧二十多天。在斷糧期間，只有下田的勞動力每天四兩米（相當於．二十五斤），其餘的人粒米不給。只能以樹皮、野草、樹葉充飢。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腫病，不少人活活餓死。貧農邵根福的妻子臨死時還掙扎著用筷子刮著空碗，說：「給我吃點飯呀！」貧農邵雙土二十七歲的妻子因為把蘿蔔省給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腫病死了。貧農邵石儂餓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腫病，一個四歲的孩子得了乾瘦病，雙腳癱瘓了。邵石儂餓死時，有人告訴大隊長周某，周卻說：「人多了要吃飯，多死幾個就好了。」
貧農邵渭才，原來是初級社社長，夫妻二人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年先後死亡，只留下四個孤兒。
經過幾年的折騰，糧食產量年年下降，一九五七年全大隊產量三十六萬一千三百六十三斤，一九六○年只有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一十七斤。社員的平均口糧由一九五五年的六百五十斤，降到一九六○年的數五十七斤。五、富裕路橋鎮的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