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風」不是群眾中自發地颳起來的，而是來自上面。像全國其他各地一樣，一九五八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響了「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角。
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對毛澤東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緊、非常快的。一九五六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計：「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反對這個估計，但事隔不到一年，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不經討論，就一人斷然推翻了這個估計，獨自提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江華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工作報告。毛澤東十二月十七日看到了這個報告，於凌晨二時給秘書葉子龍寫了一封信：
請於今日上午八、九時通知舒同、曾希聖、江渭清、劉順元、柯慶施、葉飛、周總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這個文件，在下午一時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沒有這個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發各人。
事後，他又讓《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個報告，還加了很長的編者按。編者按強調「報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問題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國性的。」江華的報告為什麼引起毛澤如此高度重視呢？主要是這一段話：「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完全結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鬥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獨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決議以後，第一個響應、並較系統闡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華。
在向共產主義進軍中，浙江也不落後，這一偉大的進軍是在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與收縮的較量中開始的。一九五五年，浙江省農業集體化過急過快，強迫農民加入合作社，引發了農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響最大。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農村工作部認為合作化發展太快了，對浙江省的合作社採取了「堅決收縮」的方針，從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了一萬五千個。毛澤東對此十分震怒，說這是「勝利嚇昏了頭腦」、「犯出右的錯誤」。據說浙江省委當時就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澤東表揚「中央認為浙江省委的方針是正確的。浙江省委對於今春『堅決收縮』的錯誤方針所做的批評是正確的」。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專門發文向浙江作檢討，承認「這是一個重大的教訓」。
這說明，在合作化一場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場是和毛澤東一致的。這無疑會加強浙江省委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信心和決心。
浙江省委不僅在一九五八年大講向共產主義過渡。就是在「大躍進」失敗後的一九六○年，在農民處於極度飢餓的情況下，浙江省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號角還吹得很響。
一九六○年三月三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以《高速度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靈魂》為題，向全省人民公社黨委書記作報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氣，向聽眾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兩個世界、兩個體系存在。一個是資本主義世界，一個是社會主義世界；一個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一個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這是客觀事實，連瞎子也會看到。我們是共產主義者，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的一切都要貫穿著共產主義思想，用共產主義思想來建設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因此，要不斷地進行改造，用不斷革命的思想來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各種各樣的思想。一種是停止在社會主義階段，要鞏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鞏固一個時期是可以的，長期鞏固或永久鞏固是不行的，那是違背馬列主義辨證法的。社會主義建成了，還要不斷前進。第二種是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不滿足於社會主義建設，繼續前進，把共產主義建成為止。第三種是把社會主義開倒車。在這三種思想中，我贊成第二種，要不斷地向共產主義前進。
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在北京批評了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說法，堅持不停頓地向社會主義過渡。一九六○年，江華在杭州批評了「鞏固社會主義」新秩序的說法，堅持不停頓地向共產主義前進。這大概是對毛澤東的「緊跟」和「活學活用」吧。
就在江華高呼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前後，各地飢餓的報告頻頻送向浙江省委。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華新大廳，江華在向縣委第一書記的講話中說：人民公社一定要過渡，不過渡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現在我們國家有兩種所有制：一種是集體所有制，一種是全民所有制。這兩種經濟基礎長期並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史達林說過，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兩種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並存。必須把這兩種所有制向單一所有制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
怎麼過渡？江華說：「第一步由基本生產隊所有制變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變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變成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廠一樣。」鑒於「共產風」帶來的災難，江華要求縣委書記們不能急於過渡，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創造過渡條件，並且開出了過渡的時間表：「第一步過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時間，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華在這次講話中再三強調，要搞好向共產主義過渡，面臨著「誰戰勝誰的問題，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是我們的目標，不戰勝資本主義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他提出在這場鬥爭中要「依靠貧農、下中農（下中農包括新的、老的），團結經過改造的富裕中農。現在地主、富農在大多數地方搞臭了，現在就是中農，特別是富裕中農（包括老的新的），他們中的一部分對我們有牴觸情緒。我們要團結中農裡面大多數經過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願意改造的少數中農，特別是上中農」。他要求縣委書記：「你們回去查一查，每個生產隊，是不是貧農佔優勢？是貧雇農當家還是富裕中農當家？」他還要求縣委書記們要敢於改造自然，他舉例說：「四川有一種茅草和麥子交配，一個麥穗長一千五百粒。牛和豬交配，生下豬來就是幾十斤。」
省委領導人旗幟鮮明的講話，黨報黨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宣傳，使浙江省的「共產風」連年不斷。自一九五八年以來，浙江省較大的「共產風」颳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鄭州會議以前。當時，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熱衷於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現了大量的「一平二調」。鄭州會議以後，根據中央精神，批判了「共產風」糾正「一平二調」。但長期灌輸造成的共產主義情結很深，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又颳起了第二次「共產風」，以辦水利工程、大辦畜牧場、大辦社隊工業的名義，再次大搞「一平二調」。一九六○年，為了「加快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這種行為可以從上面引用的江華講話中找到理論根據），大力發展公社經濟，提高公社的經濟實力，又無償地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糧食、現金和物資。據一九六一年三月統計，公社化以來，全省一平二調的總金額共達二萬零一百八十四．八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被無償「調去」三十六元多。平調的有土地、勞動力、耕牛、房屋、傢俱、炊具、現金等。當時農民一年的純收入平均不過幾十元，三十六元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調去」的不僅是當年農民的收入，還把農民過去的家底也調走了。這裡說的「調」實際就是掠奪。這種掠奪，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破壞了生產力。
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吃飯不要錢」。浙江省「吃飯不要錢」是靠「大辯論」推動的。建德縣大洋公社衛星生產隊地處山區，只有一百五十四戶、六百九十五人。一九五八年，「由於糧食大豐收和共產主義宣傳教育以後，廣大群眾思想覺悟大提高，進一步激發了社會主義積極性，紛紛要求實行吃飯不要錢。但有一部分幹部和群眾存在著右傾保守情緒，他們對糧食估產過低，認為吃飯不要錢沒有條件。」生產隊黨支部根據公社黨委指示，及時引導群眾開展辯論。「在辯論中極大部分社員擁護吃飯不要錢，但也遇到少數社員（主要是富裕農民）的反對。通過辯論，駁倒了富裕農民反對吃飯不要錢的種種論調，不僅在兩天內完成了糧食徵購任務，一致擁護吃飯不要錢。經過公社黨委的批准，立即宣佈吃飯不要錢。」
共產主義強調有計劃的生產，而「周密的計劃」必須指揮權高度集中。生產上的瞎指揮是生產指揮權高度集中的必然產物。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