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齊魯之難 一、批判趙健民,大反右傾

山東也像其他省一樣,「大躍進」也是以政治大批判開路的。山東批判的對象是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

趙健民,一九一二年生於山東聊城冠縣。一九三二年入黨。一九三三年,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叛變,全省的黨組織遭到破壞。趙健民也被捕,山東軍閥韓復渠對他親自審訊,他沒有屈服。趙健民出獄後,和姚仲明等重新聯絡了地下黨,恢復了山東黨組織。在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前,趙健民任中共濟南市委書記、山東省委組織部長等職。在解放戰爭中,他任第二野戰軍十七軍軍長兼政委,帶領大軍直入大西南,把國民黨的軍隊趕出了貴州省。一九四九年後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國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後任鐵道部副部長。一九五五年任山東省長,大躍進時,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一九五八年因對浮誇風不滿被扣上了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

山東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從華東局調來的。趙健民是山東的老革命,在山東必定有較深的人事根基。是這位老革命對新來的上司不夠尊重呢,還是外來的上司畏於趙健民的地方勢力呢?也許二者都有,他們之間是不夠協調的。趙健民是敢說真話的人,恰恰在這一點上被新來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現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傾機會主義,再加上地方主義和分散主義。其實,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只不過是對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說了一些真話,地方主義只不過是對中央派來的上司不夠順從。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山東省委發出通知,在全省基層組織批判趙健民,向全體黨員傳達。省委認為,「自一九五六以來,趙健民同志一直抹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巨大成績,成為反『冒進』、誇大落後面的代表人物,處處和省委唱對台戲」。「一九五六年八月,在一屆四次人代會期間,趙乘舒同、譚啟龍同志不在濟南的時機,在人代會工作報告中,卻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績,集中工作中的缺點,搜集落後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點,反對省委『冒進』。」

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本書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七十六號趙健民的家中,見到了這位老人。當時他已經八十九歲了,身穿蘭色化纖舊中山裝,頭戴一個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門口時,他扶著枴杖站在街邊看著我,我以為是一位退休工人,沒搭理他。我進他家,他才跟著進來。經他夫人楊瑞波介紹,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吒風雲的趙健民。在他家簡陋的客廳裡,我們聊了起來。他首先談到他和舒同的關係。他說:「舒同是個知識分子,是江西撫州一個學校畢業的,愛好書法。是從新四軍來山東的。我到山東後舒同約我談話,我們是在辦公室外邊操場上談的。我談了山東情況,談了我的認識和我的意見,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東工作做好。舒同說,你談得很好,但我覺得你還沒有和盤托出。我說,我實實在在地跟你講了,你還感覺我沒有和盤托出。他懷疑我聯繫地方幹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說,舒主任,我已經實事求是地向你講了我的意見,再不能編一個『盤』向你『托出』,看以後的事實考驗吧。」

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毛澤東對在省裡有較深人際關係的幹部倍加防範,在廣東、山東、甘肅以及其他省份,都批判過「地方主義」,用外來幹部鉗制當地幹部。趙健民在山東很有威望,當然是要防範的。毛澤東就是利用舒同來防範趙健民。

趙健民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有全國的影響,壽張縣西邊有個范縣,濟南這邊又有過高產衛星。這股風越刮越大,更大的衛星也出來了。我也是農村出身。知道這麼高的產量做不到。高世貴是跟我一個村莊的,當時是支部書記,我問他畝產這麼高行嗎?他說做不到。我到農村考察,下面組織農民跳秧歌,我不高興。我也到范縣看過共產主義,是假的。舒同這個人,你越說好,他越高興;你說實話,他不高興。舒同在南郊賓館蓋了七棟小樓,毛、劉、周、朱、陳、林、鄧,一個一棟。我當省長時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時還是一條罪狀。一九五八年撤了我的省長,讓我到濟南鋼鐵廠當副廠長。濟南鋼鐵廠搞擴建,需要材料,南郊賓館蓋別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讓給他。

「山東餓死人不少哇!僅惠民地區就死了六十萬。後來薄一波對我說,山東餓死了三百萬人。」說這句話時,趙健民滿臉沉痛而嚴肅。

除了批判趙健民以外,省委書記處書記李廣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長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農村開展了兩條道路鬥爭運動。在濟寧地區,「各地區都進入了大鳴大放階段,大字報都貼了上千張,意見鳴了幾千條,情緒很熱烈,氣氛很緊張。」與此同時,在全省各地亂拔「白旗」,亂扣帽子,成批地撤換幹部和開除黨員黨籍。據山東省濟寧地委監委不完全統計,濟寧地區從一九五八年七月進行整風補課以來,到一九五九年四月,當作「白旗」拔掉的就有二萬六千多人。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監委轉發一份報告中對濟寧亂「拔白旗」提出了批評。中央監委在轉發告的按語中指出:「『拔白旗,插紅旗』是一個生動形象的口號。有一些地方幹部,沒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處亂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帶有急躁和懲辦情緒的人,更把『拔白旗』變成強迫命令、懲辦幹部的工具,少數壞分子則乘機製造混亂。今後處理犯錯誤的黨員幹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實事求是地根據其犯錯誤的性質,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就按什麼性質處理。」

但是,中央監委的批評並沒有扭轉山東左傾狂熱,因為這種狂熱來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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