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吃的就逃荒，這是農民很自然的選擇。廣東省比其他省比較開明的是，不把逃荒農民當作「盲流」加以懲罰，而是放手讓農民逃荒，還給逃荒者開具證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選地。廣東省甚至一度鼓勵農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發生在死人最多的一九六○年，而是發生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這是因為，這時國家實行大量精簡城鎮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強制回農村。有了城鎮人口帶頭逃港，農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省公安廳曾經在陸豐召開沿海各縣公安局長會議，貫徹「放寬」出港條件的精神，其中一條說：「在毗鄰港澳的惠、東、寶等六個縣市……允許一些人從固定的幾個有武裝的、非正式開放的口岸出港。」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在由政法委員會主任寇慶延主持的邊防工作會議上，明確放寬邊防的指導思想，「放寬尺度，多開孔道，有組織有計劃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會議提出要打破每天五十人的規定（自從一九五八年港英當局搞出入口平衡以來，全省每天出境人數約五十人），僅寶安縣就從五個增加到十一個；往港審批權，由縣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隊，除放寬通行證外，還發出一些捕魚證、探親證、做工證等，方便群眾赴港；正式批准邊防各縣實行「三五」政策（即准許每月出口五次，帶回五斤東西，價不超過五元）。
寇慶延在政法幹校第七期報告中說：「為什麼人民要偷渡？研究結果，歸納起來，從根本原因上講，是兩個原因，一個是香港英國當局限制進口，這是根本的。那麼，現在我們不去行不行？看來不去不行。為什麼？因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廣東人。我們算算，香港三百多萬人口，其中二百萬左右是廣東人，那裡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陸，一半在香港，那麼叫人家一家長期不見面，在世界上都沒有這個道理。特別是兩夫婦，各在一地，長期不叫人家見面行不行？有的婦人走到派出所發脾氣，那就是說人家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合法不行，就採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國有句老話，『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來的，首先是帝國主義逼的，再就是我們逼的，再就是我們當前生產生活都確實有些困難，而我們暫時解決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決問題，解決一點生活問題，也解決一點生產問題。」
但是，廣東的領導人沒有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那麼嚴重的程度。從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開始，各地的群眾紛紛向深圳湧去，衝過邊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過去的人，有一部分確實留下了。五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來愈多，突然之間，形成一股驚人的大潮。
鄰近香港的中共寶安縣委組織部，六月一日向省委緊急報告：「現在出現大逃亡風潮，不僅農村黨員、團員，而且城鎮機關的黨團員也大量外逃。這次外逃發展非常迅速，來勢甚凶。因而，從農村到城市群眾思想都很混亂，農民無心生產，城鎮有的工廠停工。」截至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寶安縣全縣外逃總人數，竟高達一．一千五百四十七萬人，其中機關三百一十六人，農村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僅一個沙頭公社，最高峰時（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平均每天有九十六人逃往香港。東莞縣六月七日統計，外逃人數達二．七千一百九十七萬人；增城二千四百五十八人。其他縣份，如台山、高鶴、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據《廣東省志．公安志》記載，外逃風潮從惠陽、寶安、東莞、海豐四縣蔓延到廣州、江門、潮汕、肇慶、等區的部分縣、市，一九六二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每天都有數百人從邊境偷渡去香港。五月中旬以後，每天外逃人員增到千人。最高峰的五月十五日達四千九百七十七人。集結在寶安、深圳一帶伺機進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達八千多人。廣州火車站還發生了大批外逃群眾衝擊火車站事件。據統計，參與這次偷渡外逃的有十一萬多人，其中六萬人越境到了香港。從四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港英當遣返四萬人，留在香港的大約有二萬人。
如果僅僅是廣東一處出現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會採取與廣東省委一樣的放任和鼓勵的態度。但就在此時，即一九六二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直屬縣市和所屬塔城地區，六萬多中國邊民拖兒帶女，成群結隊，並攜帶大量牲畜農具和車輛，逃往蘇聯。儘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國際上造成的影響是相同的，國際輿論一時嘩然。中央政府大為緊張，不得不扭轉廣東放縱外逃的作法。五月中旬，周恩來要求廣東省委，把解決外逃作為當前第一位的工作來抓。從這時起，廣東省才開始緊急剎車，制止外逃。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這股外逃風漸漸波及廣州。市井坊間，紛紛傳言，為慶祝英女皇誕辰，香港放假三天，開放邊境，內地居民不用通行證，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誕辰日是六月十七日，但實際上，在端午節（六月六日）前，市面蜚短流長，謠言四起，這些傳言鼓舞著希望外逃的人們。
從五月中旬開始，購買廣深線火車票往邊境的人驟增。購買平湖站（不用邊防證買票的最後一站）火車票的，比平時多了二十二倍。到六月一日，火車站外竟積聚了上萬群眾。在徘徊等候買票的過程中，人潮開始出現騷動。
六月五日，廣州火車東站的秩序十分混亂，一批批的群眾衝擊開往香港的火車，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兩側，門窗俱閉。成千上萬的群眾，像瘋了似地撲向車站，撞門攀牆，狂呼亂吼，連樹權上也爬滿了人。那些年老體弱的，被衝得東奔西散，尋爺覓兒，老啼幼哭。
趙紫陽、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武成、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李廣祥，在省長陳郁家開會。他們接到廣九鐵路派出所報告，東站已經聚集了一兩萬群眾，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燬，有幾個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長孫樂宜在現場勸導群眾，處境也很危險。
曾生建議調軍隊來實行軍事戒嚴。有人不同意動用軍隊。他們說，關鍵在於這次事件的性質是什麼？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如果屬人民內部矛盾，還得要以勸說為主。曾生認為，現在事態已成燃眉，再不採取果斷措施，恐怕還會進一步惡化。就在這個時候，陶鑄從廣西趕了回來。大家立即向他匯報請示。陶鑄斷然回答：「現在還叫什麼人民內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敵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車都砸了、燒了，還講什麼人民內部矛盾？」
陶鑄一錘定音，大家同意用軍隊維持秩序。六月六日，滿載部隊的卡車，一輛一輛駛往東站。一個營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還有一隊解放軍從車站內往外推進。市政府的宣傳車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廣播，所謂邊境開放純屬謠言，希望大家不要輕信壞人造謠，呼籲群眾盡快離開。幾十個鬧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衝火車站的群眾，頃刻散盡。至當天晚上，有一千六百多人被捕。火車站外除了戒嚴部隊，已經再看不見鬧事的人了。
陶鑄認為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特務在造謠破壞。全省軍隊立即奉命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六月十二日，市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議，部署打擊敵人破壞活動，穩定社會秩序的工作。六月十四日，火車東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圖外逃的群眾。
公安局採取了堅決的收容措施，這次逃港狂潮終於平息。但是，通過自由的香港媒體，已經傳播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