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我的朋友、廣東人民出版社何天靜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饑荒，就對我說：廣東有個羅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饑荒，必須瞭解羅定的情況。何天靜是羅定人，發生羅定事件時他在上高中。當時他在鬱南縣看到一個法院的佈告，一個老太婆把孫子的屁股割下來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靜的伯父到處找稻糠吃，吃進去拉不出來，幾天就死了。何天靜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兩百米就有一兩個水腫病人趴在路邊等死。新東公社整個村子不見人，都死了。不過這些都是小村子，幾戶或十來戶人家。
何天靜說，羅定餓死人的情況引起了上面的重視。到一九六○年九月就開始採取措施。供應糧食，使食堂恢復起伙；對水腫病人以公社或大隊進行集中治療；孤兒以公社為單位集中起來，成立孤兒院。對羅定縣和有關公社的領導幹部時行了行政和刑事處分。何天靜說：在廣州的黃顯標比較瞭解情況，他建議我採訪黃顯標。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經何天靜介紹，我採訪了黃顯標。黃顯標，羅定人。廣東省監察廳監察專員。他一見我就說：「我不想談這些了。學得文武藝，賣給帝王家。拿它的工資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聽出他說的是牢騷話，他良知未泯，還是談了一些情況。
首先是反瞞產，逼著幹部多報產量。把幹部集中起來報產量，不說多不讓回家，逼著幹部說假話，虛報糧食產量。反瞞產和反右傾結合起來，不多報就是右傾。新惠縣委書記黨向明沒有多報產量受批判：「新惠是糧倉，單季不超千斤，別的地方怎麼辦？」虛報，浮誇，造成糧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著是一九五八年大吃大喝，大煉鋼鐵。當時的口號：「鼓足幹勁搞生產，放開肚皮吃飽飯。」廣東省全省一天三頓乾飯吃了三個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連吃帶浪費。有人問這麼個吃法夠不夠，就要受批判。到一九五九年初就沒有糧食了。
一九五八年叫羅南縣（羅定和鬱南合併的），餓死人最多的是鬱南。其中四個公社最為嚴重：榃濱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為最。山區餓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腫。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動，一般都是死在家裡。有的趴在路邊等死。我們生產隊長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個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發現死人後開始搶救。大人餓死了，留下不少孤兒，民政局收容的孤兒建立孤兒院有幾棟樓。對將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療，調糧食吃稀飯。集中起來後，稀飯吃得太多了，又撐死了一批。
省委書記陶鑄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過一定的比例。這實際是讓下面在統計餓死人數字時要控制。
事後，羅南縣委書記傅正時被判死刑，但沒有執行。一九八○年代平反後當肇慶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榃濱公社黨委書記陳文被判無期徒刑。羅定事件後重新核實田畝，減輕負擔。周恩來給榃濱公社發了慰問電報。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到了羅定。蔡廷楷是羅定人。據說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但《蔡廷楷傳》裡沒有記述。
黃顯標不願詳談，第二天從廣東省資料館裡看到不少關於羅定事件的歷史資料：
據中共江門地委書記張進齊一九六○年九月二十日向地委的報告，從一九六○年一月到八月二十日止，佔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二十七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不正常的水腫、瘦弱死亡情況。據全縣一——八月統計，死亡達一萬七千多人，佔全縣總人口的二．六十二％，其中純水腫死亡的三千四百三十六人，水腫加其他疾病死亡的三千九百一十八人，其他病死亡的一萬零五十二人。在死亡人數中，勞動力六千二百二十三人，佔死亡人數的三十五．九％。最嚴重的地區是原鬱南縣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榃濱、泗綸六個公社，共死亡八千五百六十六人，佔總人口的四．六％。桂圩公社死亡率達六．九十二％，建城公社為六．四十九％。另外還有因瘦弱不能勞動的有三萬多人，身體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的有二十萬人左右。從發生時間上看，這六個公社一月死亡七百一十一人，二月死亡九百三十二人，三月死亡一千一百六十二人，四月死亡一千六百二十三人，五月死亡一千零二十七人，六月死亡八百八十四人，七月死亡六百零七人，八月一日到十五日死亡三百零一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較多的一個公社，據地委調查組調查，這個公社一九六○年一月到八月死亡一千二百七十八人，其中勞動力五百八十九人，佔死亡人數的四十五％，佔勞動力總數的五．六％。在全公社的一百二十九個生產隊中，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百分比是：十五％以上一個，十二％以上九個，十％以上七個，八％以上十四個，六％以上二十六個，六％以下七十二個。另據三個大隊調查，全家死亡的有十戶，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兒的家庭六十五個。榃濱公社留下孤兒一百八十人無人照管，情況極慘，解決羅定問題的工作組來了以後，將這些孤兒集中撫養。
建城公社永高大隊社員曾北數臨死前兩天，躺在床上哭喊：「共產黨，給我一點糧食吧！」叫了兩天得不到一點糧食而死去，群眾談起來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憤。棄兒一度極為嚴重。縣委、縣人委和各機關門口都發現被棄的小孩。半年以來，全縣先後發現宰小孩，吃死屍，吃人肉的事件七起。宰牛腿，割豬耳朵、割豬尾巴的現象也不少。偷竊和兇殺事件增多。
由於浮腫、瘦弱、餓死等現象發生，勞動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種植面積的五十五％，大片田地丟荒。插下秧的田有四十％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一九五七底有生豬一萬一千多頭，一九六○年八月只有一千多頭。
當時還有食品買賣，但價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個小圩鎮，每逢圩日，有一百多個扶著棍子來做小買賣的人，東西很少，價格之高是從來沒有過的，魚仔一斤達二．六元。一個雞蛋三角，一隻雞五元，連小蛇仔、蚱蜢、小蟲也有人捉來賣，有人生吃小蛇、螞蟻、蚱蜢。肚子餓，能吃的東西都吃。農民出賣傢俬、衣物現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隊有四十四．七％的家庭出賣過傢俬衣物，其餘是無東西可賣的（本書作者註：和其他地方比起來，廣東還是比較開明的，在其他省是不允許做小買賣）。
在死亡發生的時候，縣委書記傅正時在電話會議上強調「清醒頭腦，科學分析，劃清界限，分清水腫，不要大驚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斷糧才叫因水腫而死。並說：「報多了水腫、死亡，你們（指公社黨委書記）也有責任，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嗎？」五月三日，在羅平召開的公社第一書記戰地會議上，各公社認為水腫、死人情況嚴重，根據傅在電話會議上提標準統計，有水腫病人八千九百四十七人，死亡九百一十五人（實際遠不止此數），但傅正時認為數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實」，結果，將水腫病人壓縮到二千三百二十五人，死亡人數壓到六百零六人，其中與營養有關的僅十四人。事後總結教訓時有人說：「羅平會議是殺人不見血的罪惡會議。這個會議不是採取有力措施對飢餓進行搶救，反而千方百計地捂蓋子。」
誰要說真實情況，就說誰被扣上「個人主義」、「否定大躍進」、「看成績一團黑」、「居心不良，別有陰謀」、「想叫縣委坐牢」、「想搞垮我們，叫壞人上台」等帽子。縣監委書記崔德志到榃濱公社去檢查，發現有幾個食堂斷糧停伙，情況嚴重，回來向縣委匯報，傅正時不相信，反而批評崔德志「以後看問題要全面一些。」榃濱公社第一書記王淑宜於一九六○年二月十七日在一次會議上匯報了自己在羅圩大隊調查的情況：死二十四人，水腫八十六人。話還沒說完，傅正時就頂了回去，說：「王淑宜給高要七區事件嚇壞了。」並說「這是陰謀」，「這是否定前任書記的成績」。王淑宜是一九五五年高要七區死人事件受處分，一九六○年七月從高要七區調到榃濱公社當書記的。四月底，另一縣委書記肖軒風去榃濱公社，發現死亡一千三百七十人，其中直接與糧食有關一百零九人，向縣委匯報，又受到批評。與此同時縣民政科長把同樣的書面材料送給縣委書記楊樹槐，楊不僅不重視，反而說：「這是嚴重右傾，立場不穩，觀點不明。」還說：「全縣與糧食有關的死亡才二十個人，你榃濱公社怎麼會有一百零九人？」硬要公社黨委把一百零九人改為六人才接受這個報告。
傅正時在地委開會時得知省委尹書記、地委張書記要到羅定縣檢查工作，於七月三日打電話給縣農業辦公室主任劉德風交待，水腫人數、死亡人數、糧食數要上下一致，前後統一，按羅平會議的數字為準。縣農業辦公室按這個意思給各公社打電話，要求各公社按縣委的數字向省委匯報，並把數字一致落實到大隊、小隊。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後，公社黨委開了四個會，按縣委分配的死亡四十七人非正常死亡七人（其實當時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隊。
令人不解的是，一邊大量餓死人，一邊大量的糧食放在倉庫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