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我專程到江蘇調查大饑荒的歷史。從六十年代的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江蘇大饑荒的情況比《江渭清回憶錄》中說的要嚴重得多。
一九五八年開始，江蘇各地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颳起了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這一股股歪風給廣大農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一九五八年，揚州地區全地區共建立了一百二十三個農村人民公社，比較多的是五千戶到二萬戶的大社。在並社過程中大刮「共產風」。「糧棉到處拋，農具、耕牛無人要，田頭、倉庫亂糟糟」，「吃飯不要錢，勞動不記分，多做少做都一樣」。自留地收歸集體，見樹就砍，把社員家庭的豬、羊、雞、鴨、房子、傢俱、都歸集體所有。有的幹部公開宣傳：「一切歸公，連自己的骨頭也是公家的。」同時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把軍營生活引入農村，強迫命令成風。興化縣西鮑鄉三大隊唐朱社（原高級社），一百零八戶，四百五十二人，一九五八年九月將三百六十三間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來修水利、蓋食堂、造窯廠和建大隊部。這邊開會，那邊拆房，社員在一邊啼哭。房子拆後，一部分社員在搭建的十九間草棚子裡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豬屋裡，有的住在草堆肚裡。靖江縣孤山人民公社寧介大隊有十九個自然村，一千一百一十三戶、四千九百五十六人，被強迫搬家的有三百七十戶，騰出的房子用於食堂、幼兒園、商店、農具廠等。並且要求當天晚上全部搬光，一毛不留，行動慢的社員挨了打。泰州縣大泗鎮把街道拓寬到汽車可以對開為標準（當時沒有汽車），兩邊還要留人行道，強行拆掉了一批民房。
鹽城地區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自一九五八年以來，颳了五次「共產風」。第一場風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大搞水利工程。當時縣裡提出「傾家蕩產搞水利」的口號。公社黨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車子化」、「軌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實現車子和軌道運土方。為了做車子、做軌道，組織一百多人砍樹，一共砍了十天，長了幾十年的大樹也被砍了。沒有車道板，從社員家裡搜出八百多張長凳，鋸掉凳腿。一九五八年，八十％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為了搭工棚，就拆社員有房子。四隊杭武珍頭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帶著新郎「回門」，家沒有了，就在廢墟上大哭起來，招來了幹部一頓臭罵。第二場風是一九五八年大辦公共食堂，拆社員的房子，拿社員的炊具；第三次共產風是一九五九年秋季農具改造運動，連小樹都砍光了；第四次是一九六○年春擴建大隊養豬場，又一次拆房子蓋豬圈。拉走社員養的豬。豬前頭被趕走，女社員在後面哭。第五次共產風是一九六○年六月辦托兒所，需要什麼都是又從社員家裡拿。五次共產風弄得社員家徒四壁。曲唐公社胡莊大隊共產風也是共颳了五次，但內容不同。第一陣風是大辦鋼鐵；第二陣風是深翻土地，大搞絞繩犁；第三陣風是「四集體」和「十個不要錢」（四集體：集體吃飯，集體住宿，集體勞動等。十個不要錢是吃飯、吃菜、洗澡、看戲、看病、上學等）；第四陣風是「傾家蕩產搞水利」；第五陣風是大辦萬頭養豬場。刮共產風時對勞動力「一平二調」，命令一下，說走就走。一個社員正在理髮，頭才剃一半就被幹部拉走。吳金才等九個社員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糞，半路上幹部讓他們丟下船拉走，船再也沒有找到。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淮陰市五里公社八大隊省委工作組提交的一份報告中介紹了「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的詳細資料。現摘引部分如下：
五里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隊舉辦的萬頭豬場，三年來無償調用第八大隊集體和社員個人的現金、物資、糧食、勞動力、耕牛、豬子、農具等折價達二萬四千三百元，相當於全大隊去年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八十％，相當於今年預計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九十％，向其他大隊調用的東西也很多。蓋豬舍就拆社員的房子，砍社員的樹，調社員的磚頭，砍社員的蘆葦；沒有豬就把大隊和社員的豬調來；需要勞動力，就叫生產隊派工；沒有土地就讓生產隊劃撥。……共拆去社員房子三十七間，砍樹五萬一千五百五十八斤，大前莊一個生產隊就砍了一千多棵樹。第六生產隊社員周國柱是一個窮母孤兒戶，被砍掉樹木四十八棵。社員房子被拆、樹被砍，雖然心中不滿,還得放著鞭炮、喊著口號，把木料、磚頭送到豬場。從去年十一月底到今年三月底，八大隊經常有五十％——七十％的勞動力被抽去建設豬場。第三生產隊和第五生產隊由於沒有勞動力收穫，六七萬斤山芋爛在田裡。這個大隊去冬今春既沒有冬耕，也沒有積肥，六、七月間，遍地皆草。
這個萬頭豬場裡的生豬大量死亡，僅今年一月份就死了一百五十多頭。現在只剩下生豬一百七十頭，還難以養活。
這篇報告中提供的在生產中強迫命令和瞎指揮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產上有關播種面積、作物佈局、播種規格、技術措施、種子選擇等，統統由上級命令決定，生產小隊和社員無權過問，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幹部任意打罵社員群眾。
今年春天，市委召開了一次有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出席的春播現場會議，強調大面積連片種植，規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書記劉如高在大會上大喊大叫地說：「你們就這麼幹，如果出了問題殺我劉某的頭，如果你們不執行就殺你們的頭！」五里公社第二生產隊因沒有執行上述規定，公社就召開辯論會把大隊書記鬥爭了一番。第八大隊按照上級指示，確定一、三、四小隊是「山芋區」，六小隊是「飼料區」，第一生產隊共有土地四百七十畝，硬要他們種二百五十畝山芋，結果玉米和山芋大減產，每畝山芋只收九十斤，連種子也不夠。第三生產隊有二十多畝高梁已經長到一尺多高了，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連片種植棉花的面積，硬要他們拔掉高梁，改種棉花，造成了很大損失。相反，這個小隊有一片八十多畝地適合種棉花，上級卻硬要他們種甜菜，結果沒有出苗。第五生產隊有三十多畝適合種高梁的地，為了連片，硬要他們種玉米，結果每畝只收玉米三十斤。
由於瞎指揮，產量大減。社員憤怒地說：「只要我們能當半個家，生產也不至於弄成這個樣子！」
在丹陽縣大泊公社，幹部個人的決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也得照辦，達不到幹部的要求就「訓」人是「修正主義」、「右傾思想」、「不服從黨的領導」。被公社領導人「訓」過的小隊幹部不計其數。小隊幹部只能被動地聽指揮，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產。社員說：「大隊幹部多頭多腦，小隊幹部沒頭沒腦，普通社員昏頭昏腦」。在麥收時，公社第二書記提出「兩天突擊，一天掃尾」的要求，麥子還沒割完、已割的還沒脫粒，又決定七十％的勞動力「只准插秧，不準割麥」。生產隊提出不同意見，公社第二書記說「麥子爛了公社黨委負責」，還一天五個電話會議、四次電話檢查，強迫下面按他的意見辦事。結果很多青麥被割掉了，七千多畝小麥霉爛。
常熟縣莫城公社是共產風比較嚴重的一個公社。據中共蘇州地委調查，這個公社「平調」的物資按最低價格計算，總值達五十七．五萬元，平均每戶損失八十二．五元。被「平調」的有耕牛、農船、農具、房屋、家禽、豬、糧食、傢俱、柴草、現金等。被平調的財產用於大鋼鐵、大興水利、發展集體經濟、蓋禮堂、蓋辦公樓、修幹部宿舍等，也有一部分被幹部混水摸魚據為已有。「一平二調」是在強迫命令下進行的。群眾稍有不滿就扣政治帽子「姓共還是姓資？」、「對黨是什麼態度？」、「促退派」、「老右傾」等。公社要東西時「一條線」（電話）、「一個印」（通知）、一聲命令，要馬上送到指定地點。如果生產隊幹部稍有抵制，還有「四個法寶」：辯論鬥爭，靠邊休息、撤職查辦、勞動改造（公社自辦的勞改隊）。公社要蓋禮堂，一天開三次廣播會，說：「北京蓋人大會堂全國支援，公社蓋大禮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時送磚送瓦送木料。為了完成任務，闖將大隊五小隊三個自然村一晝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員還在床上睡覺，拆屋隊就上房揭瓦。農民說：「共產風是龍捲風，是破產風，刮一陣，窮一次。」
由於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難。揚州地區一九五八年有房三百五十萬間，到一九六○年七月只有三百萬間。其中，因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水利民工要自帶工棚，拆掉房屋十二萬多間，搞居民點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五萬三千間，辦養豬場拆了五萬多間，機關單位佔用民房二十四萬多間，辦社隊工業佔了一萬五千多間，大隊辦公室佔了五萬多間。食堂佔用十三萬多間，糧庫佔用三萬五千間，民辦學校佔用二萬五千多間。江都縣高徐公社一九五八年建大禮堂九座，都是拆民房蓋的。民房拆得多蓋得少，大批農民無房住。興化縣有一萬四千一百一十戶沒房住。高郵縣二溝公社合興大隊蘆家小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