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也渡過了山海關，在東北大地肆虐。這「五風」本來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產物，哪裡有「三面紅旗」飄揚，哪裡就有「五風」肆虐。而「五風」之所以毫無阻攔，是政治運動的結果。政治運動使說真話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從一九五七初年到一九五九年末統計，吉林全省有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名黨員受到黨紀處分，佔全省黨員總數的二．四十九％，其中開除黨籍的七千二百四十三名（內有反革命分子四百四十六名，各類壞分子一千一百零三名，階級異己分子一千一百零一人，右派分子八百五十七名）。在這些受處分的黨員中，中央管的黨員幹部二十五名，省委管的黨幹部一百二十五名。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九月十日的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掀起反右傾運動。吉林省反右傾批判的對象：李樹仁：省委委員、公主嶺地委第一書記，留黨察看二年，撤職；李晨：通化市委書記處書記，留黨察看二年，撤職；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書長，市委委員，留黨察看二年，撤職；張書田：四平市委宣傳部長，留黨察看一年，撤職；袁小平：長春電影製片廠副廠長，嚴重警告，撤職；宋均：長春市基建交通部長，撤職；崔世臣：遼源市委書記處書記，撤職，保留市委委員；聞風：吉林化學工業公司設計院副院長；楊光：白城地委書記處書記；石達：省林業廳副廳長。
從這個名單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對象層次比較低，最高的是地委級。而相當多的省裡，批判對象中有省級。這說明吉林省反右傾鬥爭不如有些省那樣激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體（擴大）會議，在徹底揭發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樹仁和李晨，並批判了其他一些人的嚴重右傾錯誤的基礎上，作出決議：省、市、地、縣機關以及廠礦、企業、學校領導幹部中的反右整風已經開展了的，應繼續深入；沒有開展的，應及時開展；無論開始先後，一律搞深搞透。在農村中，繼續開展以兩條道路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整黨整社運動。集中弄清「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黨的領導等問題上的大是大非，徹底揭露和粉碎右傾機會主義，以保證總路線的貫徹執行，鞏固黨的統一和團結。」這個決議，把反右傾鬥爭從省級幹部中推向基層。
吉林省委領導人雖然不像河南、山東、四川等省委領導人那麼狂熱，但還得跟著政治潮流走。「五風」肆虐和反右傾運動是同時發生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吉林省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傳達貫徹中央鄭州會議精神，批評和制止橫行了半年的「五風」。與會的發言者揭露了不少農村「五風」的情況。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由於平均主義，由於農業勞動力不足等多種原因，糧食大量浪費。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糧食沒有收上來。海龍縣吉樂公社的吉祥等三個隊，僅在亂草中就打出稻子十二萬八千斤，佔水稻總產量的十八％。有些隊的水稻，到一九五九年三月還堆在場院裡沒有揚出來。杏嶺公社大興第三隊損失的水稻，每畝地至少二十五斤以上。大家估算了十七個生產隊的損失，約有二十七萬多斤，相當於一九五八年七百畝地的產量。雙遼縣三巨管理區有十畝多高梁，五十多椽子，到一九五九年三月還沒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地上有二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產隊「見堆就有糧」（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蕘堆裡都有糧食）宏偉管理區一個生產隊的九百畝高梁一天一夜就打完了，只打出六百多擔，至少七八十擔糧食沒打下來。柳河縣涼水河子公社第六隊到一九五九年三月還有一萬四千多捆稻子放在場院沒有管理，任憑「雞刨豬糟」。靖宇縣榆樹川公社有兩千捆攸麥直到初春還放在地裡。另外，不少生產隊大量的蘿蔔、白菜、土豆、甜菜，由於沒人管理，放在地裡凍壞。不少生產隊牲畜丟了沒人管，認為跑也跑不出公社範圍。因此，牲口大量死亡。農具破壞丟失也十分嚴重。
在這次六級幹部會上，延邊、通化、吉林等地區的幹部認為平均主義在吉林有八大表現：（一）分配拉平，富隊盡量多積累少分配，窮隊少積累、多分配；（二）評級拉平，在評定勞動力等級時，不分特產專業隊和一般專業隊的不同情況，均按統一的比例；（三）勞動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幹活多少，只要出工，就記一個工；（四）生產資料拉平，富隊的財產多調，窮隊少調或不調，把富隊的財產往窮隊裡調；（五）細糧拉平，不分朝鮮族、漢族，不管稻田多少，細糧一律按二十％供給；（六）口糧留量拉平，不管增產隊還是減產隊，一律按人均四百八十斤留糧；（七）菜金標準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一律三角；（八）年節供應豬肉拉平，不分養豬多少、好壞，春節期間一律按一斤肉供應。
吉林市郊區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風」比較突出的一個例子。這個公社原來是一個先進單位，整風整社時發現問題嚴重，才認為是「被地富反壞分子把持了領導權」。這個公社的張久管理區的幹部們，經常以「向黨開炮」、「放毒」、「資本主義分子」、「破壞分子」、「不服從黨的領導」等罪名，任意打罵群眾。他們經常威脅農民：「凡是不老實的，就得專他們的政！」動不動就說：「專他們一下！」專政的辦法有三種，一種是「訓練班」，即集中起來強制勞動，不給報酬；一種是「養病房」，對自稱有病不能勞動的，就送養病房，睡涼炕，喝寸米粥（極稀的粥，一寸粥只有一粒米）；一種是插白旗，遊街、吊打。全管理區共三百零八戶，被專過政的就佔總戶數的二十％左右。農民王德潤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幹部們還說：「這有什麼了不起，死一個擺著，死兩個挑著，死三個垛著！」生產上瞎指揮，全公社有六千多畝不宜種菜的土地硬讓種了菜，如地勢低窪的八百四十畝地強行種洋蔥，種子花了一萬零八百元，僅收七百元。「五風」嚴重破壞了生產力，以這個公社大荒管理區為例，糧食產量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四十四．二％，一九六○年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五十八．五十五％。
在大刮「五風」當中，農村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比較嚴重，一九五九年春夏整社時進行了整頓，情況有所好轉。一九五九年秋反右傾以後又有發生。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黨組報告，少數基層幹部欺凌老百姓的情況：（一）威脅、逼供甚至造成農民自殺；（二）捆綁、吊打農民；（三）鄉社辦「教養隊」、「集訓班」，實際是勞改隊；（四）隨意拘留；（五）以食品不能外流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幹部沒收。這些情況雖然不是普遍的，但情節也相當嚴重。中共吉林省委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給中共中央和東北局的報告中說，如果有人不讓「一平二調」，不聽瞎指揮，幹部就手拿幾種「武器」對付：一是扣「帽子」：「右傾」、「不聽黨的話」、「富裕中農思想」、「本位主義」等等滿天飛，嚇得農民不敢說話；二是辯論，社員說，「一辯就沒頭，非把人眼珠子辯得冒汗（流淚）不可。」三是扣糧、扣飯、扣工分，罰款；四是撤職，梨樹縣榆樹台公社一個管理區的書記，三個月撤了九個生產隊長；五是硬逼，逼小腳婦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勞動；六是打罵和各種形式的體罰。
一九五九年三月的六級幹部會議以後，接著進行了整風整社，吉林省的「共產風」在一些地方一度平息。但是，一九五九年秋反右傾以後，又颳了幾次。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貫徹執行中央緊急指示信試點情況的報告》中將全省四百六十三個公社排隊分析後的結論是：過去「共產風」糾正得比較徹底，以後沒有基本再刮的佔二十八％左右；過去「共產風」糾正不徹底，或者一九五九年冬季又颳起來的佔五十四％左右；過去「共產風」一直沒有得到糾正，繼續刮，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力的佔十八％左右。為什麼「共產風」一刮再刮呢？省委第一書記吳德認為，這是由於「不少同志對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共產風』，怎樣才能到達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與平均主義的區別，大集體下的小自由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革命發展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等根本問題，沒有從認識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掌握不穩。」吳德說，一九五九年冬，有些地方為了發展社有經濟，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一級所有制）創造條件，產生了急躁情緒，又颳了一次共產風。
一九六○年三月，省委又召開了一次六級幹部會把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情緒壓下去了。但是省委的會議，不可能扭轉廬山會議造成的形勢，「共產風」在發展。吳德在報告中列舉了「共產風」的幾個方面：一，在一九五九年冬大搞水利建設中，無償抽調管理區的勞動力、運輸隊力和物資、器材；二，在發展公社一級所有制經濟中，從管理區又調上了不少東西，有的地方把窮區和富區合在一起；三，許多公社要管理區以物資和生產資料上繳公積金；四，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