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為，在風景秀麗的黃山腳下，是安徽的一個大縣，面積有二千九百多平方公里。一九五○年，人口為九十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七人，一百三十六萬九千三百零二畝耕地。它位於長江北岸，與全國四大米市之一的蕪湖隔江相望。
一，大步奔向共產主義
一九五五年春，全縣成立了一千一百一十九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全縣一氣呵成「社會主義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後即缺米少柴，隨之紛紛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結隊搶分集體的存糧；有的硬行私分集體保留的稻種；有的公開責怪政府，咒罵幹部。省、地派來了工作組，「對富裕農民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幹部、黨團員中的右傾保守、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平均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都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
在整社期間，還派來了一位華東地區一級宣傳員XXX，他在一次萬人群眾大會上提出。誰要退社，政府將和他把賬算清楚：有大軍渡江時的損失賬，剛解放時的救災賬，幾年來的救濟貸款賬，成立農業社時的貧農合作基金賬，全國各地派來救災醫生，從雲南、四川等地調來大米和種子的各項費用賬……。這一連串的「帳」，把老實的農民說得目瞪口呆，一個個只得背地嘰咕：「原來說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現在又變卦了。」從此再也沒有敢說退社了。
大躍進那年，安徽省委從安慶地區調來一個叫姚奎甲的幹部擔任無為縣委第一書記。當時，在飢餓線上掙扎的農民們，紛紛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視此情況，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評江西省隨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動員返回。還要求各個車站、輪船碼頭，凡沒有各級政府開具的正式證明的，一律不賣票。斷炊的農民，逃命遭到阻攔，已經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後，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運者數量很大。
一九五八年九月，全縣原有四百三十五個農業社並為三十一個人民公社。縣委又擬了一個「關於試辦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問題」草案，不到十天的時間，「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在全縣普及。
嚴橋區響山農業社的社長叫陳廣復，是個老退伍軍人，此人在部隊搞過供給工作，他在一九五五年就在農業社實行過共產主義分配製度，公社化時搞起供應制更是轟動一時，連毛澤東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說「安徽省無為縣在三國時曾出現一個黃文炳，現在又出了一個陳廣復」。毛澤東視察安徽時，還要到他們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陳廣復的響山社供給制有這麼一段順口溜：
發米發柴又發鹽，過年過節樣樣全。有酒有肉有香油，紅糖鞭炮帶掛麵。到熱天，發草帽，另有一把芭蕉扇，有毛巾，有香煙，還有肥皂洗汗衫。要結婚，就支款，生了孩子更安然，有產假，還不算，糯米紅糖加雞蛋。
繼後《人民日報》發出了《安徽省響山社最早實行供給制》的報導和《一棵共產主義的幼芽》的通訊。文中肯定地說：「響山社許多可貴的創造，是發人深省的。全國農村正在大躍進，時代逼著我們必須考慮共產主義的具體形態。共產主義，應像列寧指出的那樣：『那時，社會就不必在分配產品的時候，規劃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根據需要自由地領取』」。
無為除實行「供給制」外，還大刮「平調風」。「平調」的種類有土地、勞力、耕牛、農具、房屋、傢俱、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繁、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據袁乃平、吳克明、朱宗新三人於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調查的紅旗公社新民大隊情況：「全大隊共平調的房屋四百七十一間，拆掉房子一百零九間。平調土地一百一十九．九畝，平調耕牛二十一頭，平調水車一百一十九輛，母豬二十一頭，手推獨輪車三十五輛，船一條。」
該縣統計資料標明：一九五八年期間，縣向公社調支的勞力所做的勞動日就有七百三十六萬個，連同各種器材物資總共價值七百四十六萬多元。大江公社一九五九年提出要實現「七個萬」：萬頭豬場、萬雞山、萬瓜棚、萬鴨棚、萬魚塘、萬鵝灘、萬畝豐產片。公社提幾個「萬」，大隊跟著提幾個「千」，生產隊也提幾個「百」。要實現這些目標，層層要從下向上調集物資和財產，千方百計集中湊數，最終剝奪的還是社員。從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六○年春，大集中、大平調、大搬、大拆和大兵團作戰之風，一刮再刮。一九五九年秋後，全縣實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現大殺、大吃、大賣等現象，搞到最後，家禽家畜幾乎絕跡。農村被搞得滿目荒涼，農民家貧如洗。
共產風給無為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據有關資料表明：
一、大量的餓死人。楊金聲在《我親歷的瓜菜代生活無》中寫道：「據縣公安局統計，一九五九年縣餓死八萬二千二百七十八人，一九六○年餓死十二萬六千五百二十四人。一九五七年底，全縣總人口為九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九人，一九六○年底只有六十六萬二千五百五十七人，減少了三十二萬零四百二十二人。再加上一九六一年餓死的人數，無為縣總共餓死人應當在三十萬以上。」謝貴平調結果是，全縣餓死二十餘萬人，佔「大躍進」發動時總人口的二十％左右。
二、耕牛農具大大減少。一九五七年全縣耕牛共有三萬八千五百九十七頭，到一九六○年只有二萬八千一百頭，減少一萬零四百九十七頭；大型農具原有二十九萬四千八百零五付，到一九六○年只有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件，減少十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四件，其中減少程度最嚴重的是無城區，達八十％。
三、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一九五七年為六．七億斤，一九五八年為六．二億斤，一九五九年為四．四億斤，一九六○年為四億斤，與一九五七年比，減少三十六．五％。
二，父母官從農民嘴裡奪糧
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姚奎甲，受到上級的壓力，也對下級施壓。一九五八年全縣糧食總產量是六．二億斤，卻上報十三億斤；一九五九年總產量是四．四億斤，上報十一億斤。當時任職縣糧食局的夏可文【四】回憶說，一九五八年他奉上級命令去調查農民畝產的真實數，他隨機抽取三塊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三個等次，親自監督收割和打穀，結果發現上等田平均畝產一百二十斤、中等田八十斤、下等田四十斤。他想將真實數字上報，但區裡幹部怕影響政績，不給蓋章，最終糧食產量還是按區裡幹部虛報的數字蓋章上報。
中共無為縣縣委書記姚奎甲為了保官，編造了瞎話。千千萬萬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姚書記反而說農民「不缺叫缺」、「鬧糧」，下命令要基層幹部反「瞞產私分」。
一九五八年底糧荒日漸嚴重，大多數農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卻在縣委擴大會上說：「現在農村到底有沒有糧食？我們回答是，糧食不僅有，而且很多。糧食問題，關鍵是領導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姚奎甲在區、社書記會上還強調說，「要認真清理倉庫、種子、加工廠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場基上有沒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盡……」
十二月十二日，他在紅廟公社召開的生產隊芳以上的幹部會上，用鬥爭、吊打、扒掉衣服罰凍、打嘴巴等刑罰，威逼催糧。在會議期間和會後不久，紅廟公社就餓死七千六百多人，其中，閘北大隊原有四千九百四十四人，餓死二千二百六十人，佔該大隊總人口的四十五．七％。
十四日，姚奎甲親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瞞產會議，追逼十分激烈。一個大隊書記趙憲成被撤職，官鎮大隊駱以壽被鬥被打；東河大隊牌坊生產隊一姓魏的小隊長，姚還叫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治華組織人專門鬥爭了兩天。姚對精華大隊會計趙同慶說：「你不交代瞞產賬，就法辦你，審你罪，看你狠還是我狠。」東河大隊生產隊長汪為山，被鬥時，受到打、拖、凍，還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澆。姚奎甲懷疑趙渡大隊副書記劉長山瞞產三千斤稻子。姚找劉個別談話，嚴加追逼，姚說：「你還蒙我嗎？你不講，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這次談話到深夜，劉長山一回家就自縊而死。姚奎平宣佈劉長山叛黨畏罪自殺。
十二月中旬，姚帶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華大隊搞反瞞產重點時，親自和通信員張修白吊打了生產隊長李必松，並指使民兵和通信員捆綁生產隊長胡必喜、陳能富和會計李必華三人，以後又捆吊打十二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瞞產，把農民中的口糧搜盡，一面逼迫幹部，千方百計抓糧入庫。一九六○年秋糧入庫時，虛報的受到了表揚，還登報說「一馬當先」。開城公社實際入庫只有三萬斤，糧站站長如實上報，姚叫辦公室副主任打電話說：「把這個狗娘養的綁上來」。一次姚打電話要土橋公社書記馬玉根繼續送糧，馬說：「只剩三十萬斤種子，實在無法送了。」姚說：「口糧也要送。」
一九五九年十月，尚禮公社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