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鳳陽花鼓」反映安徽農民逃荒要飯的情況：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從出了「毛皇帝」，風調雨順也饑荒。大饑荒年代，鳳陽農民連「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沒有。
鳳陽，位於安徽省東北部，地處淮河中游南岸。這裡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在明朝開國功臣的九十一人當中，鳳陽籍的就有四十一個。這裡至今還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當和尚的龍興寺等古跡。站在中都皇城南門的殘垣上北望，想到這塊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纍纍苦難，使我感慨萬端。
在八百多頁、一百二十多萬字的《鳳陽縣志》中，留下了、史上很多光輝的篇章，而對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那場空前劫難只含糊地記下以下文字：
一九六○年二月十五日全縣採集代食品九百零六．八千七百九十八萬斤，其中有薯根、雞爪菜、茅草根、掐不齊等。
一九六○年二月十五日據統計，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全縣農村外流人口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六人，佔農村原有三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人的三．三％，發病人口十萬二千九百九十四人，佔農村人口的三十．七％，有孤老一千五百八十人，孤兒二千二百八十人。一九六○年糧食產量九千五百零七萬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二萬二千七百六十萬斤減少了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三萬斤。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中共鳳陽縣委學習貫徹中央《十二條》和《農業六十條》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負責人會議上，總結了鳳陽兩年來刮「五風」的失誤和教訓：一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賣了過頭糧。二，封鎖消息，掩蓋死人真相。三，是非不分，反右傾中錯鬥爭了一些好人。四，界限不清，共產風一刮再刮。五，佔用農村勞動力過多，削弱了農業戰線。六，亂出主張，生產瞎指揮。七，任務要求過高、過急，勞逸失當。
這本縣志是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離大饑荒年代已經四十年，還是極力淡化那場大饑荒的情景，後人很難從中瞭解當年的歷史悲劇。作為縣志，不敢記錄這個縣發生的空前悲劇，本身就是悲劇。
一，鳳陽的大躍進
在鳳陽，大躍進實際是大災難。對這場大災難，歷史資料中都有記載。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一九五七年鳳陽是個豐收年。實收產量為二萬零六百二十四萬斤。在一般情況下，一九五八年糧食計劃定為二億斤是比較合適的。縣委卻上報了八億斤的指標。一九五八年實收為一．五千億斤（《鳳陽縣志》數為一．六萬四千零八十六億斤），但縣委估產為四億斤。一九五九年，實際產量只有一．八億斤左右（《鳳陽縣志》數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億斤），但又上報為四．零五百億斤。本來是連年減產，卻上報連年增產。
表四——一：鳳陽縣一九五七——一九六三年糧食產量
單產（公斤）：
一九五七年：五十八 一九五八年：三十八
一九五九年：三十 一九六○年：二十八
一九六一年：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四十三
一九六三年：五十
總產（噸）：
一九五七年：十一萬三千八百零一 一九五八年：八萬二千零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 一九六○年：四萬七千五百三十四
一九六一年：六萬五千七百零一 一九六二年：六萬六千四百四十九
一九六三年：六萬二千三百四十五
資料來源：《鳳陽縣志》，方誌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百七十八頁。
高指標、高估產的結果是高徵購。一九五八年產糧八萬二千零四十三噸，即一．六萬四千零八十六億斤，國家徵購了七千一百零二萬斤，即拿走了四十三．二十八％。由於留下的糧要扣除工業用糧、非農業人口供應糧、種子和飼料，剩下才是農民的口糧，所以，通常國家拿走了三十％就顯得緊張。現在拿走四十％以上就更緊張了一九五九年全縣糧食實際產量僅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億斤，卻徵購了五千九百七十四萬斤，國家拿走了五十四．四十九％。板橋鄉淮東社一九五九年一月份調查，全社二百四十戶、一千一百七十二人，缺糧斷炊的有一百八十四戶、八百九十二人。大溪河鄉斷炊的很多，並有吃青苗現象發生。鳳陽縣委書記處書記趙玉書說：「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據不完全統計，外流人口一萬零五百二十九人，腫病達三萬人，非正常死亡現象普遍佈嚴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原有利於一百六十三人，非正常死亡率五百五十八人，佔三十％；劉府公社雙山大隊官帝村原有五百七十七人，死亡一百零四人，佔十八％；太山大隊曹端村原有四百三十五人，死亡三十八人，佔八．七％。」
在農民吃不上飯的情況下，還要完成高徵購任務，只能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進行橫徵暴斂。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縣、公社、大隊層層開會逼交徵購糧食任務。縣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報：早上報糧食入庫計劃，中午報糧食入庫情況，夜裡報入庫實績數字。每天晚上對入庫多的社隊進行表揚，對入庫少的社隊嚴厲批評。一級一級地向下施加壓力，壓力一級一級地放大。一九六○年春節期間，板橋公社黨委副書記兼江山大隊黨總支書記鄧某，在縣委的壓力下，在安子集召開八十多名幹部的徵購會議，要求各生產隊交出糧食。誰說沒有糧食就打誰。張信成、狄為朝等十人被打。會後，這些幹部就分頭到農民家中搜糧食。一九六○年午季（即收小麥的季節），小溪河公社黨委佈置統一行動，搜查糧食，被搜查的有八千零四十六戶，佔總戶數的七十三．四％。長塘大隊只有一家沒有被搜查。山河大隊組織一個十七人的「挖糧潛力專業隊」，人手一棍，到各家東搗西戳，翻箱倒櫃，發現社員王坤鍋裡有烙餅，便一湧而上，開鍋吃光。
「共產風」一刮再刮，刮地三尺。「共產風」開始是一九五八年秋颳起來的，引起了混亂，一九五八年秋、冬，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糾正措施想剎住「共產風」，但怎麼剎也剎不往。這股風從上面層層往下颳，一級大一級，一陣緊一陣。到一九六○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一九六一年初的五級幹部會上，縣委書記趙玉書檢查說：「上級雖然下令剎共產風，但沒有剎住，原因在縣委的指導思想特別是我的指導思想上。我們總是想快點向高一級的所有制過渡，我們曾計劃把全縣十四個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過渡。我們總是希望社有經濟發展快一些，供給制盡可能早一些，公共積累盡可能多一些。」公社為了發展社有經濟（當時認為公社所有制比生產隊所有制更接近共產主義），大量集中生產隊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大隊也以「個人服從集體」、「小集體服從大集體」的名義，把生產小隊和社員的財產集中起來。山河大隊實行「五集中」：豬集中，把小隊和社員的豬集中起來辦「萬頭養豬場」；雞集中，規定每戶或每個勞動力交二隻雞，興辦「萬雞山」，並規定每戶只准養雞三隻；鴨子集中，大隊在一個早晨趁人不備，統一行動，把鴨子集中到大隊集中飼養；廁所集中，扒掉社員的私人小廁所，一個莊建一個大廁所；山芋種子集中，把社員已經育好的山芋種子集中起來。這些集中起來的豬、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來的山芋種子也爛了。山藥、毛芋、生薑是鳳陽小溪河地區的經濟價值高、產量大的特產，過去是家庭種植。幹部認為這種生產方式不符合共產主義原則，不讓社員種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見苗要犯法」的說法。
為了盡早地進入共產主義，自一九五八年以來，搞了很多「大辦」，如：大辦工業，大辦水利，大辦土鐵路，大辦文教衛生事業，大辦土化肥等等。這些大辦所需要的資金、物資、勞動力都是通過「一平二調」（即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的辦法，剝奪生產隊、剝奪農民而得到的。
「共產風」颳的範圍很廣，從社隊集體的土地、勞動力、畜力、農具、資金、糧食、以及社員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樹木、傢俱等。扒社員的房屋，捉社員的家禽，砍社員的樹木，收社員自留地和自留地裡的莊稼。有的地方把社員自留地裡的南瓜苗拔出來栽到集休的地裡，結果全部死光。強佔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強行把東西扔到外面。強行收走各家做飯的鍋，甚至當著社員的面把鍋砸爛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鍋燒水也不行。大通橋大隊為了辦農場，乘社員下地生產之機，將大通橋東頭一個小莊子社員家的東西全部拋了出來，房屋由大隊佔領。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
為了給「共產風」造聲勢，到處樹牌坊，扎「躍進門」，在屋頂上、田埂上、山頭上，路邊上，到處都寫上大標語，形成了一個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的熱烈氣氛。公社以建設共產主義新村的名義，強行拆掉社員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於拆房拼莊，有七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