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井泉所倡導的提高公有化程度、堅持辦食堂相反，在四川省的基層，有著另一股潛流，這就是分田到戶、增加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正是這股潛流，對減少人口死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當時卻受到殘酷打壓。
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省委檢查團瀘州分團敘永檢查組安法孝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他們發現，在天堂公社部分生產小隊推行了紅苕「包產到戶，以產計工」的辦法。支持這種辦法的人說，它調動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減少了幹部調工的麻煩，勞動力強的戶非常贊成。也有人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集體生產調不動工，食堂無法恢復，勞動力弱的戶吃虧。八月三十一日，李井泉對報告作了批示：「這是一個典型的右傾材料，印發到會幹部閱，供討論反右傾參考。並發各縣委參考。」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省整社、生產檢查團瀘州分團安法孝又送上一個長達萬言的報告，詳細介紹了瀘州專區的右傾作法：
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問題。五月上旬省委在重慶召開地委書記會議之後，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議，討論了公共食堂問題，方針是解散。會後，各縣佈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說口糧、燒柴困難，說公共食堂浪費糧食，是「貪污盜竊的漏洞」，說「公共食堂雖然有優越性，我們現在優越不起」等。為了解散食堂，各級黨委都召開了緊急會議，層層佈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準備，七天散完」。在這「一風吹」的佈置下，很多縣的大部分解散了……五月二十二日，省委發現這一情況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第一書記限期恢復。並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
關於自留地問題。隆昌縣等地方一月和五月兩次劃地給農民。出現了以下問題：佔耕地面積多了，超過了高級社時自留地的水平；社員對自種地的經營管理越來越積極，對集體生產關心少了；影響了食堂鞏固；影響公社的糧食徵購任務。
關於豬的餵養形式。五月上旬地委在佈置解散食堂、下放豬只給生產隊的同時，又佈置將一部分公有公餵豬退還社員私人，可以公有私喂，也可以私有私喂。這個報告最後說：以上這些是右傾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主張單幹，反對集體，誇大口糧困難，反對公共食堂，要求豬只退給個人，領導上一方面感到這是一股邪氣，也曾給以批駁，另一方面卻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作了讓步。有的負責幹部向下級幹部宣傳所謂「黃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把集體生產和個體生產相提並論（原來鄧小平的「貓論」源自他的家鄉四川）。
九月二日，李井泉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
看來瀘州專區在公共食堂、自留地、豬分散餵養、幾個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是全專區性的，是從上而下的，是有不約而同的共同主張的，是直到現在還未基本糾正的，是很值得開展討論，並且要繼續採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糾正過來。
瀘州專區的不少領導幹部丟了官，一批人受到批判。在兩個月以後的反右傾鬥爭中，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副書記陳懷堂，在全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嚴酷的政治鬥爭並沒有止住這股潛流，它在農村還在悄悄地發展，還在悄悄地為飢餓的農民緩解困難。四川省委每年都要發出「關於糾正包產到戶的指示」，但包產到戶還是沒有糾正。
兩年以後，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九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組上報的《關於江北縣委糾正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錯誤後的情況報告》中說，江北縣接到省委關於糾正包產到戶的指示以後，於七月下旬召開了各級幹部會議，派出幹部下去進行糾正，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糾正包產到戶右傾錯誤是不徹底的。有相當一部分幹部社員對包產到戶戀戀不捨。尤其嚴重的是，從八月底以來，這種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思潮又在全縣範圍內抬頭，較七月之前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右傾倒退活動。突出的表現是：包產到戶的面積不斷擴大；一部分大隊把大春糧食作物（包穀、中稻）以作業組或院壩為單位進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戶和社員佔用集體耕地種植秋菜的現象相當普遍；部分大隊將小麥種子全部分到了戶；擴大了自留地。報告說，「在群眾中，主張包產到戶的右傾倒退的錯誤思想相當嚴重」，「興隆區十個公社黨委書記沒有一個堅決反對包產到戶的」。這個報告說，右傾倒退錯誤已經是一股頑強的勢力，稍不注意，就會舊病復發。因此，「有必要廣泛深入地進行以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糾正包產到戶右傾倒退錯誤的群眾運動」。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李井泉對上述報告作了很長的批示，同意報告的建議：在農村搞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但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沒有制止住這股救命的潛流。一年以後，又是這個江北縣，「包產到戶等單幹活動普遍而嚴重，在全區五百九十一個生習隊中，去年紅苕幾乎全部包產到戶，今年小春約佔六十％」。這裡不僅大搞包產到戶，還提出了以下理由：一，只有包產到戶，才能提高生產積極性，幹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細；搞集體生產人多心不齊，活路質量不好，進度不快。二，包產到戶，誰勞動好，產量就高，誰就能多吃糧，誰懶誰挨餓，這才是多勞多得，按勞分配。三，包產到戶後，糧食損失是自己的，看得嚴，不會出小偷；集體的糧食損失了沒人心疼，容易出小偷。四，包產到戶用不著幹部派工，不要熬夜評工記分，更不會因評工記分而吵架。五，集體生產小隊幹部兩頭受氣，上面領導批評，下面社員罵娘；包產到戶以後省心多了。六，搞集體生產沒飯吃，一搞包產到戶糧食就多起來了，就不會餓死人。「黃鱔沒手沒腳都會弄吃的，人還搞不到吃的？」「你把田荒起來不讓我們搞單幹，怎不餓死人？」其他地的包產到戶的面積也很大。一九六一年八月，屏山縣清流公社五一大隊七十．一％的土地、四十四％的耕牛分到了農戶，這個縣所屬的地區包產到戶的面積也很大，地委領導人牟海秀說：「第一次摸只有百分之幾，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幾，現在摸的結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產隊，估計還不一定摸清」。
為了糾正包產到戶，四川省委搞了一個「三包一獎」，想用此取代包產到戶。所謂「三包一獎」就是「包產量，包工分，包投資，包獎勵」，生產的糧食多，記工分就多，農民不能支配糧食。這實際是一種記工分的改進辦法。包產的指標很高，損害農民的利益。這種辦法取代不了包產到戶，還沒有全面推行就流產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那個年代，對包產到戶來說，是沒有「春風」的，但還是頑強地在地下生存著，發展著。這是因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細胞，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傳統，有著深厚的基礎，是誰也改變不了的。顯然，這股潛流的頑強生存是以不少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遭受殘酷的政治迫害為代價的。在一次又一次「反右傾倒退」的政治運動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是無法統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