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集中到食堂，不準社員在家裡做飯，使幹部擁有一個令人致命的權力——社員的吃飯權，也為幹部們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開方便之門。群眾吃稀的，他們吃乾的，群眾吃菜，他們吃肉，群眾吃一頓肉，他們吃幾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員掌握了勺把子的權力，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權力。湯湯水水的大鍋稀飯，見了順眼的勺子沉底一撈，就吃得多一點，見了不順眼的皮面上一劃，清湯寡水幾片菜葉。炊事員還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輸送救濟。這樣重要的崗位，一般落到幹部親屬或親信頭上。
在飢餓中，幹部多吃多佔是普遍現象。省委檢查團的一份報告中說，長寧縣桃坪公社十二名總支委員中，有貪污挪用行為的有九人，佔幹部總數的七十五％。全公社幹部中有貪污挪用、私分行為的幹部佔幹部總數的六十％以上。他們對社員可以任意懲罰，社員無法監督他們。什字區嚴海臣等五人私分黃穀一萬四千斤，中壩管理區主任張吉臣一人就貪污糧食三千多斤。他們將貪污的糧食大肆揮霍。社員說：「我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東西都被大嘴烏鴉吃光了。」大足縣土橋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佔的幹部佔幹部總數的六十七．九％。小河大隊支部書記蔣某一九六一年為父親祝壽，辦了二十桌酒席，請了一百六十人，吃掉集體糧食一百多斤。後給以撤職處分。一九六二年復職後，又辦幹部小伙食團，共吃掉大隊提留糧八百多斤、國家供應社員的糧食四百多斤，還拿三百多斤回家。
碾盤大隊五十三名幹部一九六二年一到八月就多吃多佔糧食一千六百六十一斤。社員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幹部經常私下「打平伙」、「加餐運動」，還把糧食、糖拿到家中。群眾說：「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社員面黃肌瘦，幹部肥頭大耳」。
各地治腫病的臨時醫院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場所。由於政府對這類醫院供應一些紅糖、糧食等，很多幹部及其親屬以病號名義，冒領補助糧食和糖。幹部利用這個機會多吃多佔，還把上級供應給病人的紅糖、糧食據為己有。江北縣石壩公社有九十二名幹部沒有病虛報為病人領取補貼，還有一百三十七名幹部家屬、親戚報稱「病人」領取補貼。此外，醫院的院長、保管員、護理員、炊事員、運輸員、勤雜員貪污剋扣病人的供應物品的現象也比較普遍。在涪陵縣明家公社醫院，病人看到糧店供應的一百斤麵粉被醫護人員分了。各地醫院病人普遍反映，國家供應的黃豆、紅糖，他們都沒有吃到。
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在公共食堂無米下鍋的情況下，幹部們剋扣口糧，大吃大喝。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管理區的幾個幹部把小春剩餘的二千斤種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區任其揮霍。一九五九年中秋節前後，他們從副業隊提回幾十隻鴨子，專供幾個幹部吃。墊江縣界楓公社共揭發出一百七十七人有盜竊行為，其中生產隊長以上幹部一百三十七人，佔盜竊人數的七十七％，佔幹部總數的八十二％。這些幹部除了盜竊集體的糧食和財產以外，還對社員明火執仗。石花管理區大隊長夏某，竟在白天以沒收富裕農民財產為借口，將老上中農夏炳盛家的被蓋二床、蚊帳三籠、桐籽一百一十斤、麻二十斤、漆一斤、紅海椒二斤、煙葉一．五斤全部拿走，連一床草蓆也不放過。
在食堂斷糧、群眾生活最困難的時候，郫縣紅光管區竟不顧群眾死活，開辦幹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幾個幹部吃了牛肉二百多斤，過舊曆年一隊社員食堂殺了一隻一百五十斤重的豬，幹部食堂就拿去九十多斤。紅光公社有兩對著名戀人，一對是縣委農工部部長潘兆清和公社黨委書記鄭功瑤，另一對是合興公社總支書記劉紹元和和獨柏管區的支部書記游福群。他們的幹部食堂將供應照顧病人和幼兒園的白糖、雞蛋都卡住吃掉。一九六○年過元旦，殺了一隻豬重一百三十斤，劉和游就拿走吃掉六十斤，當時全管區六個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點白水煮的苕葉，死人纍纍，但他們卻大擺宴席三桌，為其一週歲的兒子做生日。他們為了吃鰱魚，在數九寒天，逼迫十餘個社員下水戽魚，共戽了六十斤魚，劉紹元、游福群和潘兆清、鄭功瑤就吃了三十多斤……更惡劣的是劉紹元在公社上碰到一個社員拿了一隻雞，劉硬說是偷來的，把雞拿走，社員跟著要雞，到了鄉公所，劉便拿起電話，假裝給派出所打電話，社員看到叫派出所，便嚇跑了，雞被他們吃掉。一九六○年，潘兆清，鄭功瑤夫婦數喜臨門。五月潘兆清升任華陽縣委書記。六月鄭功瑤升任郫縣縣委常委。
四川省留下的檔案中，只有揭發農村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縣以上幹部的特權行為沒有留下多少資料，這是四川省委嚴加控制的結果。當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況，李井泉住在重慶潘家坪招待所的時候，幾乎每天吃了晚飯後先看電影，再打橋牌，或者先看戲再跳舞。看電影是專場，看戲是堂會。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是為了吃飽，而少數高級幹部則是在餓殍遍地的情況下追求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