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的飢餓始於一九五八年冬，結束於一九六二年秋。四川農民整整餓了四年，是全國飢餓時間最長的省份。
綿竹縣紅旗公社共有一百二十五個食堂，除有八個食堂的口糧因種蔬菜由國家供應以外，有六十五個食堂、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底先後斷糧。有二十五個食堂、四千六百四十四人於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五日斷糧，有二十五個食堂、六千七百零八人於二月底、三月初斷糧。僅有兩個食堂、三百八十九人可以吃到五月底。沒有糧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給豬、牛的飼料的粗糧吃完了，有的把當年的穀種也吃了。自斷糧以來，每天出工人數減少，幹活只有五小時左右，效率很低。
紅旗公社一九五八年糧食大豐收，為什麼到冬天就沒糧食？這個報告說：第一，去年大搞鋼鐵時，全社抽五千四百多個勞動力上山，每人每月帶走四十五斤米，上山五個月，共帶走六十六萬斤大米，折原糧九十四萬斤。第二，去年「大兵團作戰」時，放開肚子吃，由兩餐改為三餐，晚上「夜戰」還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五十七斤大米。該社放開肚皮吃了兩個月，共超吃糧食一百六十多萬斤，相當於兩個月的口糧。第三，去年徵購時，糧食部門要求「放衛星」，僅統購糧食一項，就多入庫六十多萬斤。第四，去年秋收時，因勞動力不足，使成熟的穀子沒有及時收割，拋撒過多，紅苕、黃豆損失更多。每畝田損失糧食三十——八十斤。糧食收回後又沒有保管好，又發生嚴重的霉爛現象。其中，紅苕霉爛最多。
糧食短缺，人口減少，生豬大量死亡。李井泉對這樣嚴重的問題卻大加掩飾。他不相信沒有糧食，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省委召開的地委書記會上說：
「有些同志認為高產衛星是假的……這很顯然是懷疑的，不相信別人的經驗，這屬於什麼性質的問題呢？」
三月十九日，他在省委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對於生豬大量死亡作出解釋：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三百萬頭，就算死了四百萬頭，我們全省十二月以前有三千七百萬頭，三千嘛，三百嘛，這是一筆帳。另外還有幾筆帳，第二筆帳，大概三百萬頭裡面可能殺吃的，就佔一半，真死了佔一半；第三筆帳，死的當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間大豬吃小豬，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該死的；第四筆帳，據說窮隊死得少，富隊死得多，富隊裡面富裕中農不愛護，也還有地主、富農整死了一批；第五，我們去年下放了一批豬。我有這五筆帳，我說不該死的豬大約有一百萬頭。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
「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常講的成績和缺點的比例。當李井泉還滿足於「九個指頭」成績當中的時候，饑荒繼續發展。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省委簡陽縣工作組報告，浮腫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個大隊，其中因腫病死亡的就有二十二人，其中十六人為青壯年。由於飼料不足，生豬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個耕作區，由四千多頭減少到二千六百多頭。
飢餓不斷發展。
鹽源縣新民公社共有十個食堂，到五月中旬就有八個絕糧。其餘二個食堂到六月初就沒糧食了。現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產無人過問。牲口整天沒人趕出去放，同樣餓著。已趕上山去放的，飼養員只顧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樹上，有的羊弔死了。在組織社員進行小春脫粒時，社員一邊脫粒，一邊吃生麥子。
可悲的是，即使處於這種情況，幹部們還不承認沒有糧食，還下大力量徵購夏糧入庫。徵購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瞞產私分。這些使飢餓繼續發展。
長寧縣桃坪公社從一九五九年四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五月二十五日，食堂基本解散，糧食由社員自行解決。社員只好挖野菜和觀音土（這裡稱為「仙泥」）吃。大河管理區四月份餓死了二百一十九人，到六月份，又餓死了二百一十八人。到七月六日，共死五百六十人，佔總人口的六．六十四％。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省委副書記閻紅彥在仁壽縣考察工作時給省委的信中談到，六月中旬發現缺糧情況嚴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一千九百一十八個，佔食堂總數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七個的十六．九％，約有十五萬人。縣委匯報說患腫病人數五萬六千二百八十九人，佔總人口的五％，個別生產隊佔總人數的三十——五十％。截至二十日止，因腫病死亡一百九十七人。閻紅彥的數字是縣委匯報的，一般情況下，縣委總是少報腫病和死亡人數。閻的信中反映幹部強迫命令的情況：方家公社勝利管區去冬在收購棉、糧、廢鐵時，將群眾集合在出工之前，強令群眾交出家裡的鑰匙，群眾下地後，幹部挨家搜查，將群眾家裡的糧、棉、鐵器一律拿走。這個公社今年由於未完成春耕生產任務和夏糧徵購任務，遭到罰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幹部有三十一人，其中，新民管區六十％的小隊長挨打被鬥。基層幹部打群眾的情況也相當嚴重。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郭炳林從簡陽報告，腫病更加嚴重起來。全縣有三萬多人發生腫病。石橋每天有二千多人買「肥幾粉」（一種沒有營養、對身體有害的代食品）。到十月才能吃到紅苕，還有兩個月，可能要出大問題。
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夏收之前各地餓死人很多。綿陽石馬公社總人口七千五百三十一人，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五月——七月間，死亡九百四十六人，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十二．五十六％。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來，社員就處於口糧不足的飢餓狀態。一九五九年大春收穫後就開始斷糧，各食堂在中秋節前後就沒有口糧了，一個多月間只吃菜和紅苕葉子，十一月進入紅苕收穫期，邊收邊吃，每人每天平均吃一斤紅苕。吃了二十天紅苕以後開始吃種子，每人每天二——三兩糧食（十六進位）。由於幹部多吃多佔、層層剋扣，社員連這二三兩也吃不到口。在這期間幹部還以「反瞞產」、「反偷盜」的名義，對社員進行捆、綁、吊、打，任意扣飯，任意搜刮社員財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這個管理區一九五八年有四百二十戶，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到一九六一年統計，只有三百四十四戶，一千一百三十八人，兩年間人口減少三十七．四％，勞動力減少了四十％。其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年二月三個多月內，死於乾瘦病的有三百九十六人，佔總人口的二十一．七％。這個管理區有一個食堂原有一百四十一人吃飯，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只剩七十人，死了一半。祠堂灣食堂原有一百三十五人，死了六十五人，其中死絕八戶。第四生產隊社員郭世義家原有十一口人，死了十人，只剩下一個小孩，死人沒人去埋。這個管理區由於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四十七個灣（自然村）沒有人煙。外地來人辦事，找不到一個引路的人。
一份又一份死亡報告送到李井泉手裡，李井泉卻無動於衷。一九六○年初，正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二月十四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
主席（指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國各地要把食堂搞起來，糧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學習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證搞上去。我說四川的絕大多數是堅持下來了，而且有些辦得像連隊的伙食一樣。主席說，那樣難，要辦得像連隊伙食那樣。這件事你們看怎麼樣？（參加會議的同志說：不會出什麼大的問題）你們那些縣委書記摸不摸底，了不瞭解糧食掌握在誰手中。掌握在個人手中就不好辦。個人有糧，就不在食堂吃飯。我們要下決心，在三、四、五幾個月內，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要進行激烈鬥爭。
應該規定幾條，如：幹部一律到食堂吃飯，幹部掌握的糧票一律要收回，他們到食堂吃飯，才會關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員會，召開食堂代表大會。糧食分配要堅持等價交換原則下的平均主義，這個平均主義是革命的平均主義。一個管區內的口糧標準要統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復和發展的問題，是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去年這一年我們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較高的。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該是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問題上，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李井泉在這個座談會上最為得意之處（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糧食不能掌握在個人手裡，堅持辦食堂），正是四川省飢餓持續時間長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基本是一致的，這也是饑荒在全國範圍內持續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對於下面反映上來的嚴重情況，李井泉卻是輕描淡寫。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書記會上講話說：
在生活安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