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春夏，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出了亂子，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卻開「頂風船」，抵制中共中央的這些糾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說一不二。他的地位來自毛澤東的信任。成都會議全體到會人員合影時，毛澤東讓李井泉坐在他的身邊。一個多月後的八屆五中全會，李井泉和柯慶施、譚震林一起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慶施兩人。這樣，李井泉不僅是四川王，還是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為李井泉能從「最根本處」理解他的思想。一九五八年夏秋的大躍進出了問題，一九五八年秋冬到一九五九年春夏，毛澤東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採取了一些「降溫」措施，中央發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糾左的傾向。李井泉堅持不「降溫」，不糾左。他這種態度並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批評，七月二十三日廬山會議轉向以後，他成了最能堅持毛澤東思想的人。李井泉這種「頂風」態度表現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是降溫的，李井泉從武昌開會回來繼續堅持大躍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省委在金牛壩召開地委書記會議，佈置了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躍進任務。
其二，第二次鄭州會議做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以「隊為基礎」。「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生產小隊，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而李井泉則在萬人大會上宣佈：「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裡是管理區。」所謂管理區，就是在生產大隊和公社之間的管理層次，比「隊為基礎」的「隊」高兩個層次。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四川省絕大多數公社實行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不久，他還對核算單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區還心痛不已，他說：「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廣新技術很快，現在體制一改變，按他們的意願就把新技術都頂回來，有問題了，生產全由農民搞嗎？還要無產階級幹啥？」
其三，繼續推行一九五八年那一套高指標和瞎指揮。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發佈農業生產「八項規定」，嚴格規定各類作物播種面積、施肥數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規格，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自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萬斤推向高潮。李井泉還提出在農業上「搞幾個運動，田間管理，農田水利，積肥造肥，包括養豬，全省每年增加一千萬頭豬。」「中央明年以農業為基礎，我們還是要大搞鋼鐵，明年搞一百五十萬噸鋼。」「九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中共中央肯定了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項規定」。四月二十六日，將這「八項規定」日批轉各省、市、自治區。在這個文件的批示中說：在農業生產問題上，有些地方存在著松勁現象，在克服浮誇虛報傾向後又出現了一種指標訂得越低越好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應當注意克服，應像四川省委一樣，做出些必要的規定，把生產運動搞起來。
自大躍進以來，吹得最熱鬧的當數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廣東等省。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他們中大部分開始轉舵，有的還糾正得較為徹底。只有四川沒有轉舵。最能表現李井泉「頂風」勇氣的是他不向下傳達毛澤東給小隊幹部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寫信的對象是「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談了關於農業方面六個問題的意見。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糾偏以來，他走得最遠的一次。對高指標、密植以及農業生產的其他方面，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降了溫。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告誡人們：
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中共中央辦公廳先用電話把毛澤東的這封信傳達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應當立即傳達到小隊幹部。可李井泉指示：「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後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在接著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李井泉一再強調，對毛澤東這封信「要從積極的方面理解」。會議印發的「紀錄稿」仍然堅持「八項規定」中的高指標和密植規格，聲稱《黨內通信》中指出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當然要反對，「但是保守主義、尾巴主義也要反對」，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生產高指標「不能動搖」。李井泉還說，估計《黨內通信》傳達到基層後，「會產生放任自流和消極情緒」，要大家有所防範。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其中的一條明令將毛主席的黨內通信，「立即發到生產小隊，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傳達討論執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黨內通信》的幹部們驚喜萬分，他們說：「主席把話說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極情緒」使省委的高產措施面臨泡湯的威脅。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下令將發到縣委的黨內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響卻收不回。此時此刻，李井泉最關心的是如何消除《黨內通信》造成的「消極影響」。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傳達李井泉關於密植的緊急指示。
為了穩住各地區的頭頭，省委在重慶傳達毛澤東黨內通信後，又分片組織學習討論。在川西北片區學習討論中，主持會議的廖志高聲稱主席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黨內通信中有些話並非毛澤東本意。溫江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在會上表示自己是「穩健派」，話一下就傳到李井泉那裡，正在川北視察途中的李井泉連打幾次電話給宋，斥責宋是在「散佈冷空氣」，接著李井泉又打電話告訴宋，說三×七寸密植要堅持搞，他說他已打電話問了廣東的陶鑄，陶鑄也說沒問題。
針對毛澤東《黨內通信》中講真話的問題，他作了不同的解釋。他說講假話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以多報少」的瞞產私分，一種是「以少報多」的浮誇。他就後一種假話辯解：浮誇主要是「我們不摸底」，並不是為了榮譽和出人頭地，「主要還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油料少了，爭奪糧油的問題。憑良心說，我們還是想國家多拿一點，你就不想國家多拿一點嗎？」
如此明目張膽同毛澤東的指示唱反調，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澤東對抗嗎？不，沒有任何事實證明他對毛澤東有絲毫不忠。他的「反調」是出於一種自信，他相信他比別人更理解毛澤東，他認為自己這樣做更符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不會有風險。
的確如此。
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上半年中央發佈的一些糾偏措施，被一些幹部看得過於認真。這樣的幹部事後吃了大虧，有的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事實上，毛澤東在釀成一九五八年大錯的根本的問題上（即「三面紅旗」）從來沒有未動搖過，他要糾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風問題，方法和作風問題一經糾正，還要繼續大躍進。
就在毛澤東唱低調的時候，李井泉一再強調，大躍進的成績必須肯定，大躍進必須繼續進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他一面批評搞浮誇風、共產風和窮過渡，同時又表揚這些刮五風的幹部：「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種非常寶貴的積極性「應當堅決加以保護」。
李井泉不愧為毛澤東信得過的人，他從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中，能透過表面，揣摩到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東西，並努力貫徹。毛澤東在《內部通信》中說「根本不要管上面規定的高指標，只管現實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澤東心底裡喜歡高指標，所以，省委的高指標不變。眼下正在插秧，毛澤東在《黨內通信》說「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測毛澤東心底裡喜歡密植，所以繼續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一九五九年春到四川調查，發現四川對插秧有規定，即「雙龍出海，螞蟻出洞」（即只有行距，沒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員不願意，這時正逢毛澤東的《黨內通信》下達，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據此就在他「蹲點」的公社號召不要過分密植。在省委召開的會上，他反對過分密植，同李井泉發生了爭論。最後省委還是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只讓田家英報在公社稀一點。
對一切在「三面紅旗」方向上稍有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