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紅旗」鼓起了橫掃四川的狂飆。首先是颳起了「浮誇風」。七月底，雙季稻早稻收割，紅光社首次放出一顆畝產三千七百五十二斤的「衛星」。《四川日報》的報導說，這塊高產田位於毛主席走過的田坎旁，這裡的幹部下定決心，一定要它長出好莊稼，才發出這顆衛星。
八月五日夜晚，郫縣縣長高義祿宣佈，全縣早稻平均畝產一千零三十斤，比去年增加一倍，獲全省冠軍。全省目前出現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衛星」都出在郫縣。高縣長說：「這是毛主席來郫縣後照出來的紅光！是人民沖天幹勁開出的鮮花！」
接下來是緊鑼密鼓的放衛星比賽，各公社放出了一顆比一顆更大的高產衛星。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率領地委常委趕赴犀浦。上午參觀，下午開始收割，一百多農民湧進這塊只有一畝多的田裡收打，縣委的驗收團驗收，地委常委、組織部長郭嵐親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顆更大更大的衛星。
此時，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李井泉不在，使這顆「衛星」的發射遭到重大挫折。省農業科學研究所的幾位水稻專家說是顆衛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時才移並在一起的。」主管宣傳工作的省委秘書長閻秀峰只好宣佈：「各報不要發表這顆衛星的消息。」
根據閻秀峰的指示，《四川日報》二十八日沒有刊登犀浦高產「衛星」消息。而《四川農民日報》因為總編沒有參加二十七日閻秀峰主持的會議，第二天（二十八日）卻用整個頭版大張旗鼓地作了宣傳報導。
成都市和各縣看了《四川農民日報》的報導，前來犀浦參觀的人將這塊田圍得水洩不通。收打完畢，經「驗收團核定」，當場宣佈這塊田畝產為四萬五千二百一十七斤五兩八錢。
真實情況是，稻子是八月十三日才並在一起的，比縣委堅持說的七月十三日並栽的時間整整晚一個月。也就是說，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後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得知真相後，通知郫縣縣委：一、公開召集群眾大會承認錯誤；二、作書面檢討；三、給做假者以處分。宋隨即趕往成都，向閻秀峰作了匯報，閻表示同意宋的處理。
縣委的檢討還沒送上來，地委就挨了一記耳光。九月三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蘇方的一篇特稿「衛星田畔慶豐收」，肯定了這顆假「衛星」。
地委剛剛接到郫縣的檢討報告，又挨了一記重重的耳光。九月十二日，《四川日報》頭版刊出爆炸性新聞：郫縣友愛鄉畝產突破八萬斤！這是到這天為止全國最大的高產「衛星」，四川第一次在高產衛星上奪取全國冠軍。
《四川日報》發表這樣的消息，是因為第一書記李井泉從北戴河回來了。《四川日報》是李井泉的喉舌。他親閱、親審，甚至連何日見報、登幾版幾條都寫得清清楚楚，報社的總編輯完全聽他的。
李井泉，一九零九生，江西人，一九二七年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參軍。到廣東後曾任東江特委秘書長，一九三○年到中央蘇區，一九三一年任紅三十五軍政委，長征時任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抗戰時任八路軍一百二十師三百五十八旅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晉綏分局書記。一九五二年任四川省省委書記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幹部叫李政委。李政委對他不在家時發「衛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級機關會議上，特別通知溫江地委領導到會，李井泉對宋文彬說：「郫縣的四萬斤田是假的，你們搞塊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認這顆衛星的「既成事實」，要恢復郫縣的名譽。
只要李政委一個暗示，下面會聞風而動。他的態度如此明確，地委迅速作了檢討，承認對「少種、高產、多收」的態度不堅定，對郫縣的成績鼓勵支持不夠。這是「立場問題」、「感情問題」。
「放高產衛星」只不過是浮誇風的一個側面。郫縣的一個報告說：「浮誇風我縣各級都有，普遍而又嚴重。」浮誇風首先在產量方面，接著擴展到生產方面，從種到收，其間每一個環節都有浮誇上報的「神仙數字」、「躍進數字」。有的上報「平均每畝地下肥幾十萬斤」，「增種面積超過原有的面積幾倍」，後來在各方面都有浮誇風。
人民公社規模越並越大。郫縣把紅光、晨光等一部分本來規模較大的社又多次進行了合併。兩年大並三次，有的竟連並七次。最大的管區有一千一百多戶（北方村莊大，一千一百戶不算大，四川的村莊，小居住分散，上千戶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飯人口達一千四百二十人。吃一頓要走七八里路。並一次社和並一次食堂，就打亂一次所有制，物資大共產，財產大破壞，幹部大調動。並社以後幹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邊界，社員間互不認識。大辦鋼鐵。全四川幾天之內豎起幾十萬座土爐子，成千上萬的煉鐵大軍不分白天黑夜大幹。無煤無鐵礦的溫江地區，也抽調五十萬以上精壯勞力，由各縣第一書記親自帶隊，組成煉鐵大兵團，背起背包、糧食，扛起鋤頭、扁擔浩浩蕩蕩地向西部山區進發。沒有煤就砍樹，沒有礦就挖遍山上的各個角落。煉鐵大軍吃住在山上，還得有千千萬萬的支前大軍做後勤保障。崇慶縣的煉鐵兵團需要磚砌爐子，縣上組織數萬學生、工人、機關幹部和街道居民拆城牆，不分晝夜往山上運磚。城鎮各單位無一不是爐火熊熊，家家戶戶的金屬器具，從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進了爐子，變成質量低劣的土鐵。四川還創造了「大窯煉鋼」工藝：選一塊山谷凹地，將周圍山上的樹木剃頭似的砍光，一層木頭、一層礦石的填滿，然後放起大火，連燒數日，待木頭燃盡，摳出燒得礦石不是礦石、鐵塊不是鐵塊的黑東西，敲鑼打鼓地抬去報喜。
公社化和大煉鋼鐵是以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開路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把一切「白旗」、「灰旗」、「黃旗」統統拔掉。強大的政治壓力掃除了障礙，共產主義的臨近煽起了熱情，一切狂想和胡鬧，暢通無阻，愈演愈烈。「讓土地大翻身」的深耕運動也成了一股狂風。溫江專區規定的深耕改土程序為：一、用犁犁或用鋤頭挖第一層「表土」；二、把表土搬運到一邊；三、翻第二層「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潑糞水；七、將熏土敲碎、鋪平；八、在熏土層上施渣肥、堆肥、老牆土千腳泥等；九、將表土搬回、鋪平、耙細……如果是放「深耕衛星」挖地數尺，以此類推。把精耕細作了幾千年的土地徹底翻了身。
為了解決牛力和勞力緊張的矛盾，要求各社製造使用「繩索牽引」的深耕工具，據說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繩索牽引」實際上是人牽引，田邊支一個絞盤，一根強繩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動絞盤牽引犁田。《人民日報》報導，溫江專區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製作繩索牽引機。《都江報》說，大邑縣委書記侯憲親自督戰，全縣苦戰五六晝夜，就實現了「繩索牽引機化」。一時間，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墳場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區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煙霧瀰漫。在紅旗招展下，成千成萬的深翻大軍，按照軍事化的編制，一隊隊的擺開陣勢，不分晝夜、不避風雨地在田野裡戰鬥。大邑縣在一半主要勞動力上山煉鐵的情況下，從十多歲的小孩到七十歲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運動中來，組成「野戰兵團」，打破鄉社隊界限，採用運動戰、陣地戰的方法，四處安營紮寨，輪番轉移作戰，「白天緊張勞動一天，天黑又連續夜戰」。
大煉鋼鐵、修水庫、電站、鐵路、公路、工廠，一批批的男勞力離開了田土，僅修建後來半途而廢的岷江電站和成灌鐵路，溫江專區就調集了十萬民工。
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勞動戰鬥化，使得幹部的權力無限擴張。瞎指揮、欺壓百姓、打罵農民就成了家常便飯，特權發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揮路、豐產路、園田化，大拆房子，大搬遷，大調勞動力。榮縣除了一九五八年大刮「共產風」以外，一九五九年秋天種冬小麥時又刮一次，一九六○年插秧時再刮一次。「共產風」和瞎指揮是同時發生的。為了種「豐產路」（即不惜代價地把馬路邊的田種好，取得豐產——主要是給上級領導和參觀的人看的），搞「大兵團作戰」，縣委提出了「一切勞動力、牲畜、農具、支援豐產路」的口號，說是支援，實際是無償調拔。「大兵團」走到哪裡，幹到哪裡，吃到哪裡，在哪裡天黑，就住在哪裡，「共產風」也就刮到哪裡。對「豐產路」的莊稼要求「美觀好看」，條播要「隔山對行」，做成「梯子式」、「寶塔式」、「樓台式」，還要寫字編號。由於形式主義的「嚴格」要求，一再返工，幾十個勞動力一天才種一畝田。長山公社一百多人種一分地，一天一夜沒有種完。由於只顧路邊田，離路較遠的田大面積荒蕪，全縣四分之一的耕地拋荒。在全縣範圍內並併隊、併食堂、併房屋。長山公社二千八百七十戶就有一千一百三十三戶被迫搬家。其結果是，集中的地方擁擠不堪，一間房屋住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