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的「共產風」兩起兩落。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秋、冬，颳起了一股很強勁的共產風，一九五九年六月至九月停止了（這時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反「五風」的措施，兩次鄭州會議。甘肅省搞全民算帳，清理退賠），一九五九年九月以後「共產風」又重新颳起（廬山會議的影響）。廬山會議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甘肅省委召開農業書記會議，提出三年過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級經濟要佔全部農村經濟一半以上。這使「共產風」越刮越狠。
甘肅省定西地區在一九五九年秋後再度颳起的「共產風」有以下形式：
——借發展社有經濟為名，大辦農牧場，無償平調土地、勞動力、畜力。隴西縣北寨公社辦農場，就從生產隊無償拿走土地二千七百畝，牲畜一百三十二頭，羊二千多隻，豬一百五十頭；——藉機關大辦糧食為名，機關、學校，任意平調農民土地；臨洮縣城關公社東街生產隊共有四百二十六畝水地，被機關調走了三百一十一畝；——借大搞千頭牛場、萬頭豬場為名，豬、牛一律無償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隴西縣的社隊辦的豬場，豬的死亡率達八十％以上；——借基建徵地為名，多佔地，佔好地。臨洮縣級九個單位，以基建徵地的名義，佔用城關公社土地九十二．五畝，分文未付；——借大搞協作為名，不分你我，亂調勞動力，工分不清理；——借調整耕作區為名，隊與隊之間無償調撥土地；——借「幫公社修辦公室」為名，無償使用生產隊的勞動力和建築材料；——借公社搞儲備糧為名，無償調撥生產隊的糧食。
「共產風」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得土地荒蕪，糧食產量下降。農民十分恐慌，一九六○年春天，靖遠縣城關公社東關鄰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調駱駝，就把四十多峰駱駝提前殺了吃了。東關生產隊聽說公社要辦養豬場，就把四十多頭大小豬全都殺了吃了。
敦煌縣一九五八年全縣辦成一個人民公社，縣幹部想快一點過渡到公社一級所有制。一九五八年，想把生產隊的羊三年內變為公社所有，採取了「三、二、五」的辦法，即公社調走三十％，大隊調走二十％，生產隊留下五十％。牛、馬、驢也上調不少。一九五九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經濟來源只剩下積累提成一項，農林牧副漁都沒有了。公社經濟如此薄弱，共產主義因素怎麼能發展起來？秋季正好趕上反右傾，乘機又把羊收上來了，當時按羊只總數的二十％上調公社。在公社的影響下各大隊也「平調」生產隊的財產，如大隊辦牧場，調生產隊的牲畜。結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隊的羊只由於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調上來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時任敦煌縣委書記的馬驥英在一九六○年底總結教訓時說：「如何對待共產主義？思想不明確。到底誰共誰的產？總認為要過渡到共產主義，應當是公社共生產隊的產。認為社有經濟大，過渡就快，快總比慢好。因此總是想從生產隊上調，發展社有經濟。」
鄭州會議重新明確了所有制問題，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以小隊為基礎），為的是從所有制上制止「共產風」蔓延。但是，甘肅省在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鬥爭中，批判過「四級核算」（公社、大隊、生產隊、作業組），很多幹部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中形成了過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經濟發展越多越好。因此，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持懷疑態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業，公共事業的資金和物資從哪裡來？只能從社員和生產隊那裡「一平二調」。
武威縣永昌公社沈鬱大隊，自然條件優越，本來是一個富隊。一九五八年「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颳得很猛。縣、公社從生產隊裡亂調勞動力，調牲畜；用生產隊裡的青磚石灰修發電站；生產大隊把小隊的牲畜集中餵養；各隊之間互調勞動力不記工分，修居民點、搞沼氣，拆了社員五百多間房子，花費了二萬五千多個工作日，一萬五千元；收回社員自留羊，砍伐社員的自留樹。等等。結果，集中起來的六十多頭小牲畜只剩下三頭。全生產隊的牲畜不到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半。社員積極性不高，畜力不足，生產下降，一九五八年平均畝產二百五十斤，一九五九年平均畝產一百五十七斤，一九六○年只有六十三斤。一九六○年一月到七月，死亡一百四十一人。
民勤縣新河公社西湖生產隊也是一個刮共產風遭到嚴重破壞的生產隊。這個隊一九五八年初共有三百八十一戶，一千七百八十七人，其中勞動力五百二十一個，耕地二千八百五十畝。這裡本來是一個生活水平較高的隊。一九五八年冬季，颳起了強勁的「共產風」，大搞「一平二調」，以建社辦工廠、幼兒園、食堂、興修水利、建新村等種種名義，無償調走社員和生產小隊的土地、房屋、勞動力、牲畜、錢、糧、草、料、農具、傢俱。結果，從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六○年底，大牲口由二百零八頭，減少到一百六十頭，羊由四百六十三隻減少到七十五隻。原有豬七十八頭，到一九六○年底一頭也沒剩。大車由一百一十二輛減少到五十六輛。一九五八年糧食總產量五十四萬斤，一九六○年只有十九萬斤。一九五八年社員每人平均收入三十二元，一九六○年只有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