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四期發表了「中共鎮原縣委黨史辦公室」寫的文章：《「大躍進」期間的鎮原冤案》。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在這裡摘要引用。鎮原縣曾是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以後屬平涼地區。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年年都徵購過頭糧。一九五四年，實際徵購糧佔總產量的三十．五％；當年回銷糧食佔購糧數的二十七．一％。一九五五年受災減產，仍徵購了二十二．九％的糧食；當年回銷糧為購糧數的一百零六．三％。一九五六年收成較好，但完成徵購後，當年回銷糧仍佔購糧數的四十三．六％。一九五七年，大旱將近二百天。加上凍、雹、蟲災，糧食減產四至五成，平均畝產只有八十二斤。縣裡怕向上級交不了差，虛報為畝產九十五斤，後又被加碼到一百一十五斤，並據此定下徵購任務。結果，當年回銷糧三千三百多萬斤，為購糧數的一百三十．三％。一九五八年，因大部分勞力被抽調去大煉鋼鐵，大搞水利，豐產沒豐收，當年回銷糧食仍佔到購糧數的七十五．六％。由於年年都徵購過頭糧，農民家中毫無儲備，經常青黃不接。農民不得不亂找代食品，吃苜蓿稈、洋芋蔓、棉蓬籽、穀衣子、蕎麥衣等。浮腫、中毒、死亡現象不斷發生。縣政府一面派幹部下鄉組織群眾生產自救，一面向上級報告災情。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還以個人名義，向省、地領導機關寫了報告。省、地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也多次到鎮原縣調查瞭解情況。一九五八年一月，平涼專署副專員賀玉卿帶領工作組來鎮原檢查生產救災工作，針對許多區鄉已經出現的餓死人現象，決定還沒有完成的一百萬斤購糧任務停止入庫，以穩定局面，安定人心。賀玉卿還批判了虛報、冒進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省委常委、新任平涼地委第一書記李正廷、副書記魯踐、專員崔世俊等率領二十多名幹部到鎮原縣的屯宇、臨涇、開邊、肖金等區鄉調查瞭解群眾缺糧情況後，報請省委批准，撥給供應糧食指標一千八百萬斤。縣上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作了安排。但是，由於地委領導在三幹會上強調，鎮原的糧食問題，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徹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壞。於是，糧食問題便成為製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團」案的主要起因。一九五八年七月，平涼地委派出以副書記潘煥傑、檢察長胡禮新為首的工作組進駐鎮原縣，從糧食問題入手，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拔白旗」、「反右傾」、反「瞞產私分」，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尋找鎮原落後的根子，搞起了所謂「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工作組負責人一到鎮原縣，就奪了縣委、縣人委的一切權力，縣級領導人都被派到農村工作。同時，讓縣裡的公、檢、法合署辦公。在七月初召開的縣人代大會上，潘煥傑點名批判大會執行主席許國和，並把鎮原的過去一概否定。說鎮原縣解放前「地處敵我短兵相接的鬥爭前線，反革命勢力相當雄厚」；解放後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整風和反右派鬥爭都「極不徹底」；「農村兩條道路辯論不深不透」；「幹部隊伍嚴重不純，不少政治不純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爬上了各種不同的領導崗位」。甚至還說「鎮原縣是一個反革命的大本營」。所謂的「政治大革命」運動，成了全面打擊迫害幹部群眾的運動。
就在這次人代大會上，工作組負責人以「右傾保守」、「地方主義」等「罪名」對許國和、張萬壽進行了批判鬥爭，並宣佈免去其縣長、副縣長職務。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召開的中共鎮原縣三屆一次代表大會，會期十四天中，就以九天時間批判許國和、張萬壽、慕宗乾、范學俺等縣、鄉領導幹部三十多名，會上被批判並撤銷職務的農業社幹部達四百多名。潘煥傑在會上說：「許國和的問題很嚴重，他認為購糧任務太重了，供應指標太少了，這是政治問題」，給許、張等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反黨集團」的帽子，並撤銷了慕宗乾的縣委常委和副縣長職務，開除了一九三七年入黨的縣民政科長劉自的黨籍。
工作組負責人認為「縣人委完全變質，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據點」，縣委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有問題，縣公檢法幹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於是讓他們統統靠邊站，連他們的親屬也不得倖免。許國和的妻子王瓏，是鎮原縣委副書記，當時正在省委黨校學習，被勒令回縣，批鬥數月，還逼著她與許離婚。許的岳父王子厚，是一九三六年入黨的老幹部，中共鎮原縣黨組織的創建者、陝甘寧邊區樹立的英雄模範，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被揪回批鬥，並被撤銷了武都行署專員的職務。許的大哥許國福、二哥許國才（均系農民）、五弟許國治（黨員幹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無故株連，遭到批鬥關押，許國才死於獄中。許國和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也被批鬥，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許的年僅六歲的孩子，被趕出縣委家屬院，寒冬臘月，流落街頭，被好心的市民賀老漢收留到他家暫住，才得倖存。「集團」的其他成員，也都是一人株連一大片。
在農村，工作組則以「右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躍進」、「替富裕中農叫囂」、「反對糧食政策」、「煽動鬧事」等莫須有的罪名，批鬥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全縣五十％以上的農業社幹部被批判鬥爭。
許多農民這個時候也被戴上「資本主義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罵捆綁。一時間，到處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組負責人仍不罷休，又提出：「要出幾百萬張大字報，進行全民大辯論，大揭發，開展拔白旗運動。」規定機關幹部和企業職工每人每天寫一百張大字報，中學學生每人每天寫五十張大字報，內容還不準重複。於是，人人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沒什麼可寫就挖空心思地胡編湊數；思想不純的人，則乘機捏造事實，陷害好人。隨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揭發批判，許、張等人的問題升級為「右派分子、反革命」。九月中旬，更颳起了所謂「紅色颱風」，把問題上綱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縣委每天都召開廣播大會，宣講許、張的「反革命罪行」。潘煥傑在一次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馬上要著手排出反革命集團名單，名單要多排，不斷地排……」隨即開始大逮捕。據地委工作組十月二日的《鎮原縣兩個月工作情況報告》反映，已貼出大字報五百多萬張，「插紅旗」兩萬多，「拔白旗」（撤換農業社幹部）八百七十多名，打擊「階級敵人」二千多人。其中逮捕了一千零四十一人。至十月二十日，逮捕人數又增至一千零九十六人。
大逮捕時，全縣分為五個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組成員或縣委常委擔任工作組長，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隨地捕人。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在先鋒農業社聽到群眾反映沒糧吃，請求供應回銷糧，即指示隨從人員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下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一下子就逮捕了四十八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裡一個貧農社員同姓同名。在捕人大會上叫到這個名字時，那名貧農社員應聲先站了起來，結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於獄中。另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和縣委一副書記到馬渠一帶下鄉，幾天時間就抓了二百多人，還用麻繩把人串起來，一串一串地往縣上拉。
十月二十二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來到鎮原縣，聽取了潘煥傑對當時鎮原縣情況的口頭匯報後，竟然立即表態：「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一網打盡。」當晚，他們便從平涼、涇川調來了公檢法幹部和公安部隊。二十四日，縣城戒嚴，到處架起機槍，如臨大敵。然後，分三批逮捕了許國和、張萬壽等縣、社幹部一百六十九名。十月三十一日，省委批准將此案定性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全縣被定為案內成員和受株連的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逮捕判刑的一千五百零三人（後死於獄中三百三十三人），管制一百四十七人；前後受到批判鬥爭的有三千多人。
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逮捕關押的人，受到嚴重的人身摧殘。逮捕時壓倒在地，麻繩五花大綁，像捆柴一樣，用腳蹬踩揉捆，有的當場就被捆得昏死過去，有的造成終身殘廢。許國和、張萬壽入獄後，專門給帶上二十多斤重的特製鐐銬，並採用各種酷刑進行折磨。張萬壽因「認罪態度不好」，還給戴上「騎馬銬」（即從襠下把兩手銬上），站不起，蹲不下，幾天幾夜疼痛難忍，喊叫聲慘不忍聞。
冤案的製造者不僅把矛頭對準鎮原縣的廣大幹部，而且對於在鎮原縣糧食問題上說過公道話的省、地幹部，如平涼地委第一書記薛程、專員崔世俊、省委副書記霍維德、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思宏等，也都進行了批判。鎮原縣的歷任縣委書記、縣長，也都被集中回縣進行檢討，接受批判。
三十年代曾任國民黨鎮原縣縣長的鄒介民，在紅軍援西軍駐防鎮原時，曾與劉伯承、張浩、李達、宋任窮、羅炳輝等紅軍將領友好合作，對支援紅軍有過重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鄒在陝西寶雞任職，肅反運動中，劉伯承、李達等證明他是民主人士。他與許國和、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