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中國人民的傳統佳節春節剛過，甘肅省就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戰爭年代曾任第四軍政委，至今仍然保持軍人作風，還喜歡用指揮軍隊的辦法來指揮地方工作。二月九日，他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高興地談到，自一九五七年六月開展的反右派鬥爭、八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九千七百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在一萬九千五百多個農業社中，有一萬三千多個社的大辯論已經結束或基本結束，有六千多個正在進行，有二百多個即將開始。
張仲良輕巧地而頗有成就感地說出的這些數字，在其背後有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此時，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還沒有召開，全國「大躍進」的號角還沒有吹響。張仲良得風氣之先，提出「躍進！再躍進！」。他又用整風的方法來把全省的思想統一在「大躍進」中來，他自己覺得這是高明之舉。
張仲良說，中國共產黨甘肅省二屆二次會議的一個突出的成就，就是從我們黨的隊伍中揭發出以孫殿才、陳成義、梁大鈞為首的反黨集團和其他一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辨清了兩條道路這個大是大非問題。
在省領導的高層揪出反黨集團，這是一九五八年初很多省都出現過的情況：河南揪出了「潘、楊、王」反黨集團；山東揪出了李廣文、趙健民、王卓如反黨集團，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一九五九年）為首的反黨集團，青海省揪出了以張國聲（一九五九年）為首的反黨集團，浙江省揪出了「沙、楊、彭」（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反黨集團，安徽省揪出了李世農、張愷帆、劉秀山反黨集團……甘肅省揪出了「孫、陳、梁」反黨集團並不出人意料。
「孫、陳、梁」反黨集團有哪些「罪行」呢？張仲良在這份報告中說：
「一九五六年是我省大變革、大躍進的一年，孫梁陳反黨集團卻認為我們的工作『一團糟』，『今不如昔』。他們不承認一九五六年糧食增產二十六億斤的事實，反說這是省委謊報成績。孫殿才視察銀川、吳忠地區後向省委的報告是一個十分露骨的攻擊黨的政策、攻擊社會主義、要求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在羊入社的問題上，孫殿才、陳成義等人拚命反對省委的意見，使省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指示，在人民委員會上四次通不過。」
「他們和黨外勾結、相互呼應，黨外人士說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們就說羊入社『一步登天』。他們甚至和黨外人士勾結起來，妄圖要黨接受他們保護地主、富農利益的反動主張。在修水利問題上，黨外人士說這是『秦始皇磨民』，他們則說『五百萬畝水地是六百條人命換來的』。梁大鈞罵別的專區糧食增產是吹牛，並且四次壓低銀川專區的產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員會的糧食徵購任務。這個反黨集團對資本主義多加袒護，對單幹戶的『八大自由』不加過問，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們的支持下，銀川地區不少群眾積極經營自留地，熱心為自己開荒，大量從事資本主義的副業。」
張仲良說：「在我們黨內出現孫梁陳反黨集團，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這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兩條道路鬥爭在黨內的反映。」說到這裡，張仲良批評「黨內一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志」，他說：「幾年來，孫梁陳反黨集團為了保護剝削階級的利益，維護資本主義道路，實現個人主義的野心的目的，他們曾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上，在反對地方主義問題上，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一直同黨進行著鬥爭，黨內一些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志，卻分不清這個大是大非。」
張仲良在這個報告中，大講階級鬥爭。他強調「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他批評「黨內右傾思想嚴重和階級立場模糊的同志」把許多敵我矛盾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張仲良「鄭重地提起黨內有嚴重右傾思想的同志注意」，「孫梁陳反黨集團及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的主要活動市場之一，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嚴重右傾思想是他們的保護色。……這是十分危險的。」
張仲良擰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才把話題引到「大躍進」上來。他說：「長期以來，在甘肅省黨內外流行著一種極其錯誤的論調，彷彿超越了現實是主觀主義，而落後於現實就不是主觀主義。孫梁陳反黨集團一直就持這種論調。這種論調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中的主要思想障礙。它不僅挫折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革命的積極性，影響了我們各方面工作的飛躍發展，而且給右傾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張仲良在這裡提倡超越現實，這正是大躍進的思想基礎。然後，張仲良說：「我們共產黨人，必須站在事物的積極一面，向前看，當一個革命事業的促進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極的一面，向後看，當一個革命事業的促退派。」在那時，凡是與「三面紅旗」有關的，就是積極面，只能促進，不能促退。
在報告中，張仲良介紹了甘肅省的「小馬鞍形」，說明右傾思想的危害。這個「小馬鞍形」是以水利建設為例的：在一九五六年，由於黨內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一個高潮完成了四百多萬畝水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因為吹了一股右傾歪風，開始洩了勁。省委提出了修三百萬畝水地的任務分不下去，減到二百五十萬畝分不下去，減到一百五十萬畝還是分不下去，最後定為一百三十萬畝。但是到了九月底，只完成了一百零二萬畝。這次整風運動，特別是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又把幹勁鼓起來了，四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五百多萬畝，全年可超過一千萬畝。
在介紹了這個情況之後，張仲良說：「一九五六年生產大高潮之後，沒有能夠再掀起一個高潮，正是由於右傾思想頑強阻撓的結果。」因此，張仲良主張「不斷革命」，即「一個鬥爭接著一個鬥爭，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不斷的進行革命。」張仲良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惡毒、更危險」，「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險」。
以張仲良為首的甘肅省委在全省製造了一種高壓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幹部有七個不敢講：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徵購指標高；不敢講完不成任務；不敢講鄰省比甘肅強；不敢講客觀條件；不敢講調動工作。甘肅省的大躍進，就是在這種高壓而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張仲良參加廬山會議，由省委副書記霍維德在家主持工作。七月十五日，霍維德召集在蘭州的省委常委開會，「討論安排群眾生活問題，並以中共甘肅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經過認真檢查，甘肅糧食問題確實很嚴重……嚴重缺糧的七個縣（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隴西、岷縣、靜寧等縣和張掖市」。這個報告還說嚴重缺糧的地區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糧，因缺糧和浮腫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但不久，這份報告在中共中央廬山會議上被認定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提供炮彈（《甘肅省志．大事記》）。」張仲良從廬山回來以後，聯繫到甘肅的「馬鞍形」，把霍維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地、縣也有代表人物。通渭縣委書記席道隆給霍維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問題）也被說成是「是向廬山送子彈、發毒箭」。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見的人，說真話的人，都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年三年時間內，就批判了十九萬多人，其中脫產幹部四萬多人。僅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重點批判鬥爭的脫產幹部就有一萬一千多人。其中高級幹部一百五十一人。二屆省委委員、候補委員四十七人中，有十一人受到批判處分。省委常委內除少數沒有受到批判或批評以外，其他都沒有倖免。張仲良反右傾大獲全勝，九月十一日給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從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以來，我省各項工作飛速發展，變化很大，糧食問題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豐收，絕大部分地區已經收割完畢；秋田生長很好，豐收在望。夏糧徵購工作進展以迅速，爭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徵購任務。」毛澤東看了很高興，讓中共中央給省委回信，肯定這個報告是正確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糧食奇缺，大批人餓死。
張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擴大黨內政治鬥爭的主張：「黨內鬥爭頻繁尖銳正是反映了甘肅更窮更白、落後勢力強大的特點，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更惡毒、更危險。」「不管敵我問題、思想問題，都是『白旗』，統統都要扯下來。」等等。這些主張造成了一個又一個冤案。張仲良的這些主張不全是他的創造。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以後，甘肅省的省級單位行政十九級以上幹部討論這個會議的文件時，省委辦公廳一位知情者發言說：「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