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年中共中央監委（即中紀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調查的李堅對我說，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有三個地區，一是信陽，二是南陽，三是許昌。當時信陽影響最大，成為震動一時的「信陽事件」。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在一九五八年，信陽地區轄信陽、息縣、固始、潢川、新縣、羅山、淮濱、商城、光山、確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陽、遂平、上蔡、平輿、正陽十八個縣和信陽、駐馬店兩個市鎮（當時駐馬店為鎮）。全區面積二萬八千平方公里，八百五十萬人口。這個區的一大半面積曾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戰爭年代為革命犧牲了數十萬人。當地的老人說：「對共產黨來說，大別山樹有功，草也有功。」這裡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著名的雞公山風景區就在信陽。人們說河南省「三陽開泰」（信陽、南陽、洛陽），是指這三個地區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三個地區。就在這樣一個地區，在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至少有一百萬人因飢餓而死，餓死的人佔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來，這個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時隔四十年，外界還不知其中內幕。
一九九九年九月，為瞭解「信陽事件」真相，我專程赴信陽調研，陪同我的是新華社河南分社高級記者顧月忠和大饑荒年間常駐信陽的新華社記者魯保國（後在中共駐馬店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退休）。由於顧月忠在當地有著良好的關係，信陽市委對我們接待十分熱情，但得知我們這個調查題目以後感到為難，他們讓宣傳部把我們送到雞公山，希望我們在這個著名的旅遊勝地玩幾天就打道回府。我們在山上待了一天後就下山，並利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完成了調查任務。
我們在住地獅河賓館召開了幾個「信陽事件」當事人（健在的當年地委和縣委幹部）的座談會，同幾位關鍵人物進行了個別交談，還下鄉訪問了一些農民。回到鄭州後，又查閱了歷史資料，終於弄清了信陽事件的基本情況。
一，政治高壓下的胡言亂語
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麼政治鬥爭，下面也會搞同樣的政治鬥爭，而且越到下面鬥爭越擴大、越殘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楊、王」（見後文）之後，接著是反右傾運動。
我們可以從信陽地區光山縣看到河南省反右傾運動的殘酷性。一九五九年月十一月十一日，光山縣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批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福洪。張福洪被扣上了「右傾」和「蛻化變質分子」兩頂帽子。在批判會上，縣委書記馬龍山帶頭踢了張一腳，群眾就一湧而上，揪頭髮，打耳光，踢膝蓋。十二日以後的縣委擴大會議上，對張鬥爭了兩天，打得他鼻子，嘴巴，耳朵流血，頭髮也被揪掉了一塊，身上的黃軍裝被撕得一條一條的，行走很困難。十三日又把張交給縣委機關幹部批鬥。馬龍山又在鬥爭會上打了張兩個耳光，鬥了一天，張已經不能走路了。十四日又鬥了一天，是縣直屬機關鬥的。十五日交給公社幹部鬥，這時張只能趴在地上，鬥他的人用腳踢，頭髮一塊一塊地被拔光了。十六日張福洪又交給公社鬥了半天，張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說張裝病，又鬥了一次。十八日說張盼望蔣介石來，又組織幹部把張從床上拉下來鬥一次，張要喝水沒人給，十九日中午張福洪死了。據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後來的回憶中說，一九五九年春天，為了解決農民飢餓問題，馬龍山曾讓張福洪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當時其他地方也這樣做，中共中央沒有批評）。廬山會議以後，把包產到戶當作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行。馬龍山不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搞的。在專制制度下，官大一級壓死人。所以，張福洪落得這樣悲慘的結局。
其他各縣的反右傾鬥爭也很殘酷，如息縣批鬥縣委副書記豐佩然，說他否定三面紅旗。縣委書記徐錫蘭主持。徐錫蘭坐在上面，手槍放在旁邊。豐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頭打，有人用腳踢。
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一萬二千人次。在政治高壓下各級幹部不得不胡言亂語。
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五畝小麥平均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聞，消息傳開之後，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一大隊二分隊平均畝產三五三○．七五斤的消息。七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是更大的浮誇典型。
這三顆「大衛星」都是信陽地區放出來的，是反右傾鬥爭的「碩果」。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中，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就給誰帶上「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等政治帽子，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
一九五九年信陽出現旱災。在當時全國一片狂熱的情況下，信陽地委提出「大旱大豐收」的口號。明明受災減產，卻要說產量超過一九五八年。主管農業的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在八月初開了一個各縣負責人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形勢，認識災情，及早採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預防饑荒。這個會議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廬山會議精神傳了下來，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計產量。在這樣的氣氛下，產量越報越多，後報的比先報的多，各縣領導不敢先報，怕報少了挨批。據當時大會工作人員余德鴻四十年後向本書作者回憶，開始報了三百億斤。當時張樹藩和邱進敏二人不相信這麼多，讓大家再報，報了一百五十億斤，最後落實到七十二億斤。地委常委討論時，九名常委中有八名認為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更豐收，一九五八年是五十六億斤，一九五九年七十二億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張樹藩只相信三十億到四十億斤。
八月底九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信陽由張樹藩帶領縣委書記出席（地委書記路憲文沒有出席）。會議一開始就讓各地委書記報產量。張樹藩先報了地委常委討論的七十二億斤，然後又講了他自己的意見（三十億到四十億斤），省委對張樹藩很不滿意，問地委書記路憲文：「你們信陽是怎麼搞的？」在省委的逼壓下，路憲文又召集到省裡開會的縣委書記重新報產量，縣委書記們都低頭不說話。在路憲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膽地反問：「不是在家裡都報過了嗎？」路憲文說：「有人對家裡報的產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張樹藩。接著，召開擴大會議，按照省委的意圖要各地區找右傾典型，並對右傾典型開展批鬥。對說過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隨即撤了曹明的職務。
二，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徵購指標
浮誇不是數字遊戲，最終要由農民來承擔實實在在的惡果。高產量必然帶來高徵購。河南是糧食大省，糧食徵購的壓力很大，對所屬地縣，能多徵購就多徵購。張樹藩在上引回憶錄中寫道：
擴大會議以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徵購任務。省委仍按一九五八年大豐收的標準徵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十六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逃荒要飯現象。很多公共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裡以紅薯葉、野菜充飢。
中央和省委工作組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講的徵購數比張樹藩說的十六億斤小一些，但也認為徵購過多帶來了嚴重的問題：一九五九年信陽旱災。全區糧食產量三二．五八億斤，比一九五八年減產四六．一％。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六四．二七億斤。省裡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徵購任務為九．六億斤，比一九五八年多徵四千三百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五％，徵購任務總共一○．四九億斤。全區完成徵購任務之後，除了種子、飼料之外，剩下的口糧每人平均全年只有一六四．五斤（原糧）。按每人每月三十五斤計，可吃四個月。當時沒有副食，沒有油，三十五斤原糧只有二十五斤左右糧食，也是半饑半飽。加上全區有一百八十萬人搞水利，吃掉了相當一部分糧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檢查說：「去年信陽全區秋季糧食總產量估計只有二十多億斤，卻誇大為六十四億斤，省裡給信陽地區分配的徵購任務是九．六億斤，而地、縣、社又層層加碼，比省裡任務又多了二十％以上。十月中旬徵購任務完成了七億多斤，就有三千七百五十一個食堂仃伙（三十七萬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搞反瞞產，認為瞞產私分具有普遍性，幾乎社社有，隊隊有。」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反瞞產私分的力度，加劇了飢餓。
一九五八年，信陽地區組織了一百二十萬勞動力大辦鋼鐵，佔全地區勞動力總數的三十％。商城縣放出日產鋼鐵六千噸的「超級衛星」，冶金部在商城開現場會。土爐子裡煉不出鐵，就把農民做飯的鍋，門上的鐵鼻，廟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