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八月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一九五九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一九五九年四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小名車子）從灣裡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裡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伙三天，取出了三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裡，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乾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乾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待在家裡出不來。灣裡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裡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只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雖然有一層乾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裡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裡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牠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牠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牠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牠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牠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託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裡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裡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裡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裡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裡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麼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麼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農曆六月六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裡得知，不管颳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佈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甦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泡，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癒。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裡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麼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裡浮現。
一九五○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鬥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十四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裡，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一九五一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裡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十二擔穀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麼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一九五四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伙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裡到學校二十華里。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十里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十里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七點鐘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面。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麼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面紅旗」有什麼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麼？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麼，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幹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裡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一九五九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歷，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